這些案件竊取物品價值低微、犯罪者狀況讓人鼻酸、往往連受害人都會表示同情與原諒，司法系統亦是如此。李艾倫說，如果被告在偵查階段就願意認罪，檢察官通常會使用緩起訴、職權不起訴，也有某些檢察官碰到心智障礙者會以「定期就醫」為緩起訴條件，被告有固定去看醫生的話就有機會得到不起訴處分──雖然如此，當弱勢無法擺脫自身困境、被迫一偷再偷，終究要面對沉重司法。
這些一偷再偷的狀況，李艾倫說，如果有前科，絕大部份檢察官會起訴或直接聲請簡易判決，這模式有點像「記點」，某案件就是檢察官第一次職權不起訴、第二次緩起訴、第三次就說不行了一定要起訴；在極少數案件裡，也有被告因為太常偷東西被「預防性羈押」，如果是無法掌控病況的心智障礙者，被羈押往往病情更惡化、更難避免他下一次偷東西。
審判過程亦是如此，如果被告在簡易庭認罪的話法官可能就火速處理、輕判拘役可易科罰金，無前科者大多可以緩刑，但如果有前科，被告就會越來越容易進去，甚至因為繳不起罰金第一次就進去：「輕判易科罰金換算可能也要幾萬，一些經濟狀況不佳的被告繳不起罰金，有些就不繳、就進去……」
一個弱勢者因偷竊進入監獄，最糟的不只有牢獄生活，還有出獄後的狀況。李艾倫說，弱勢者出獄後就揹著「竊盜前科」的標籤，不只找工作困難，也因入獄而中斷原有的社會福利與醫療、難以預防未來又因貧困或疾病再發生偷竊行為，再犯也會因為有前科在司法上更不利──更糟的是，一偷再偷的弱勢者會被標記為「治安人口」，每每發生竊盜案件就成為管區優先懷疑的對象、哪怕真的不是他們做的。
「我們確實會看到這些人不斷進入司法系統與法扶，有時候會覺得，他們偷的東西價值真的很低，但司法程序花費的資源、為補足他防禦權給他的法律扶助資源，顯然有不成比例的狀況，是否有（走司法程序）這必要？」李艾倫如此探問：「可能就跟以前唸書時老師說的一樣，這些案件到司法已是『末端』，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社會政策，應該有相關資源協助當事人避免犯行。」
社福介入必要性：刑罰讓弱勢者難以脫離犯罪，不斷消耗司法資源
「對處境較弱勢的被告，以刑罰懲處是唯一手段嗎？是不是有更好的解決方法？」就中原大學學生顏懷情、許之瀧、張雨萱、游士懿、楊茲淩、劉子筠等（以下簡稱中原同學）進行之專題報告，爬梳2020–2022年台北、新北、士林地方法院弱勢行為人的微罪案件、以皮爾森積動差相關係數作為統計方式，顯見法院判決結果與犯罪所得、犯後態度、目的手段、身心狀況、生活經濟狀況、年齡、前科等因素均無相關，顯見法院判決不如外界想像得有穩定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