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還有政大上上下下的舊體制、舊官僚、舊象徵可以對付，洪國代卻只有一個蔣公要保護。野火幫忙洪國代搬走銅像，開創自己寬廣的鬥爭範疇，智識活動更具有挑戰性也更頻繁，鬥爭力變得更強，自恨更能獲得投射出去的機會，進而邁向一個絕對沒有歷史的政治大學遠景。至於受到他們協助的洪國代，也將擁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政大歷史，免於野火燒凌的陰影。這樣的戰術性合作，皆大歡喜。
但是，銅像可以任由他們兩造自己說搬就搬嗎？政大是個官僚機構，從門口的收發，到負責國際化的處室，向來事不關己，碰到挑戰就推卸責任，眼睛永遠閉一隻。現在，假如爭吵雙方協議了，以政大的行事作風與紀錄，一定息事寧人。洪國代畢竟是政大校友，由她代表政大執行搬遷也不是沒有正當性，而野火這次口口聲聲說校方核准，理直氣壯，卻幾乎喪失野性，自己澆滅自己，正好也借機表現推動轉型正義，豈能受校方程序限制？
然後，這就給全台灣的銅像問題提供了解決模式，省得還要促轉會一一介入。凡有銅像遭到抗議的情事，都可以留給願意效忠的老人一個機會，他們誰要，就幫忙搬到誰那裡。國民黨絕對不敢要，因為國民黨怕自己變成促轉會的靶子。醬子一來，所有反蔣反中的青年世代，就不是在刨老人的根，而是合作讓舊歷史留給舊世代，並讓新世代自己去發明他們要的新歷史，把鬥爭的矛頭，對向真正的敵人。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