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張愛玲從大陸流亡香港。在羅湖橋頭等待過關的時刻，她記住了中共小兵點滴流露的人性溫情。盡管相關敘事從60年代到80年代兩次書寫，語言也從英文轉換到中文，但這個細節在不同版本始終不曾刪去。它與羅湖橋兩岸被政治所苦、被隔離之苦的眾生相一起，令人一如既往地顧念大時代風雲之下的小人物--甚至也包括這位小兵，中共體制的一個象徵。
而在柏林牆倒塌33周年的前幾日，德國新任總理蕭爾茨采取了反向的逆行。不同於張愛玲等逃離之時「緊緊地擠在鐵絲網邊上、好像生怕會落下自己似的」的苦澀窘迫，也不同於柏林牆倒塌之時潮水一般奔湧流散的興高采烈，在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制造的慘淡氛圍之中，蕭爾茨在一片質疑與批評聲中獨自前行。甚至，因為領空管制與封鎖，或許他的政府專機，也與無數奔赴親友團聚或經商往來的芸芸眾生一樣，不得不冒險繞飛蒼茫北極。
德韓中歷史命運的共情
蕭爾茨的獨自出訪首先招致了「不團結歐盟」的批評。但他訪問前夕於《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文章提到：「尤其是經歷了冷戰分裂的德國，對在世界上形成新的集團毫無興趣。」 這句平淡之語類似於筆者針對柏林電影節棄絕浮華的風格曾作的解析，但在這裡，卻愈加洩露出德意志的某種深層心態：命運一帆風順的道義高地法蘭西，本身絕無親歷冷戰隔絕的切膚之痛；反而是基於相同經歷的中國東亞近鄰韓國，卻對外界難以具體化想象的一切感同身受。正因如此，拒絕與馬克宏同行而將專機停留韓國守候，本身即是德意志基於個體命運、審視歷史傷口的深刻隱喻。
而當同時訪韓的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於首爾都市領略空中密集飛過的北韓導彈，或許也將擁有更為直觀的感悟：政治孤立與經濟封鎖，一向絕非打擊獨裁者與獨裁制度的最佳利器；相比南韓民眾於「統一」口號之下所受的戰爭威脅，同宗同族的朝鮮人民，則不得不更為直接、沉默、因而也是滿懷絕望地承受飢荒、貧困與被壓制的痛苦。
而在張愛玲筆下，60年代初，當19歲的逃港女孩囿於聖誕迷惘而意欲返回大陸，作家感念其逃亡途中掩護愛女而重傷身亡的父親，感嘆在封閉的社會裡「連父母在家裡有許多話也不敢說」；並認定這個自己也寫不出來的故事「緊張、悲壯」，「對人性有諷刺性的結局」。而同樣的諷刺性，亦是見於金正恩2018年眾目睽睽之下執起文在寅之手，在一片歡騰聲中象徵性地跨越板門店三八線：當如雷般的掌聲聚焦性地獻與二人，無數離散家庭經年間的長夜慟哭似乎因此而得到淡化或掩蓋--盡管它本身就難以被聽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