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每個柏林牆倒塌紀念日，筆者總是忍不住默默去看那議會大廈旁河裡游來游去的天鵝。它們如此孤獨、如此依戀於人而不肯離去，總是令人深深懷疑：是否那一個個倒在附近柏林牆下的年輕靈魂，正在此苦苦徘徊不去？其中最近的一位犧牲者甚至死於1989年3月--可見即使短短的8個月，也足以隔絕出一個冰涼殘酷的世界。
親自在場的意義
短短11小時的訪問，蕭爾茨總理自認為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反對俄國使用核武的共識。盡管不少西方媒體質疑這份承諾的真情實意，並逐字逐句地搜尋是否對俄羅斯直呼其名，但不爭的事實卻為：習近平是於11月4日中國外交部關於蕭爾茨來訪報導之中聲明這份立場，明確指出「中方支持德方、歐方為勸和促談發揮重要作用，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框架 」，並「防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這份並無歧義、清晰呈現於世界面前的承諾與表態，即是國際外交主義所追求的初步成果。
更加獨特的個人風格，則是蕭爾茨總理針對香港問題與新疆問題的公開陳述。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以來，人們在愈演愈烈的台海對峙之中無法緩過神來，繼而又被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出乎意料的一幕深深震驚。在這外界普遍質疑的「錯誤時刻」，蕭爾茨卻以不同於前任總理梅克爾的個人風格，向中國領導人公開直接地闡述台灣問題需「和平解決糾紛」。雖然這份「不合時宜」的直拙似乎正與習近平主席近日的軍備動員（11月8日）相違背，但品格喚起品格，這無疑啟發美國拜登總統三思之後步其後塵，宣布11月14日的峇里島上願與習近平主席當面會晤談論。
並且，倘若台海兩岸尚屬相對直觀的制度之爭與文明之爭，新疆問題的爭議，則因種族、歷史、生活、宗教等差異乃至反恐主義的交織而更為錯綜復雜，甚至在中國自由民主派內部意見也極為不一。西方漢學家們努力在歷史文獻、現實數據、治理體系以及民眾的控訴聲中尋找最為貼切的分析，最近幾年甚至出現學界與社會共同研討的課程。但蕭爾茨卻超乎各種具體而微的爭議，簡短精確地傳遞出最為核心的實質：即新疆存在問題，關注新疆少數族裔的人權問題並非干涉他國內政。相比中美雙方在阿拉斯加談及人權問題之時的弩張劍拔，蕭爾茨基於邏輯的清晰闡述，顯然並未激發強力反彈。
中國民眾的意願
審視韓國乃至台灣80年代走出威權統治、推進民主建設的歷程，不難發現：基於最早踐行民主理念、關注人道主義的社會體系，「西方」本身的「在場」，即是賦予東方社會民主抗爭的極大鼓勵。韓國電影史上的史詩影片如《出租車司機》與《辯護人》等，均有普通民眾基於自覺本能，衝破重重障礙邀請「外國人」到場之情境。此種心態，宜見於蕭爾茨訪華之時普通中國民眾的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