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報導，最新有關霧霾的研究結果稱，森林在霧霾天長得更快。霧霾屬於大氣「氣膠」的一種，而氣膠會影響全球森林的光合作用效率，濃度越高、光合作用的效率越高。
相關論文二０一八年六月發表在《氣候變化生物學》期刊上，論文第一作者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博士生王欣。王欣和指導老師、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研究員劉玲莉的研究表明：霧霾越嚴重，森林越是加快生長；反之，霧霾侵襲減少，光合作用會減弱，森林的生長速度必將變慢，為人類承擔減碳任務的能力將下降。
中國官方對此一「研究」結果如獲至寶。報導稱，王欣的觀察將幫助人類進一步認識霧霾。「過去，科學家對霧霾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鮮少關注霧霾在整個生態系統中引發的變化。」換言之，雖然霧霾對人體健康有所損害，但它卻可以在推動植樹造林方面做出有益的貢獻，中國民眾應當以「大局」為中，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用自己的健康來換取「全國山河一片緑」，這是何其光榮的犧牲和付出。
當然，中南海裡的諸君擁有高級的空氣凈化機器以及經過提純處理的空氣，號召人民學雷鋒的超級富豪陳光標也將推出販賣「瓶裝空氣」的商業計劃。受不了霧霾的中國人，要麽「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努力上進，躋身為中南海中的一元；要麽拼命掙錢，買得起高價的「瓶裝空氣」，就能保全性命於霧霾肆虐的盛世了。
王欣博士的研究成果，即便不能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至少也能獲得中國自己設立的「孔子和平獎」吧——這種研究，顯然不僅僅是科學，更是政治，它能改變中國民眾對霧霾的看法，也能改變中國民眾對製造霧霾的元兇的看法：竭澤而漁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其背後專制獨裁的政治模式乃是「新時代的中國特色」。
王欣博士洋洋灑灑的論文堪稱「中國式科學」的典範。科學有很多種，科學不是普世的，「中國式科學」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樣，無疑是獨一無二、獨樹一幟的。中國式科學，讓人不禁想起當年納粹德國倡導的「日爾曼人的科學」。因為愛因斯坦是猶太人，所以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排除出「科學」的範疇，愛因斯坦本人也被驅逐出國。納粹只允許那些血統純正的日爾曼人的科學家，研究那些支持納粹意識形態的科學項目。對此，因反對納粹而流亡海外的作家托馬斯·曼指出：「在我眼裡，任何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德國印刷到書籍比毫無價值還嚴重，任何人連碰都不想碰。它們充滿著血腥和恥辱，應該化為紙漿。」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王欣博士的研究成果。
王欣博士的仕途未來一定順暢，未來有可能成為當年在蘇聯生物學界一手遮天的「科學家」李森科那樣的權威人物。李森科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農夫，卻成為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並且躋身三個學術機構的會員，還擔任蘇聯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的所長。他曾三次被授予史達林獎，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呼，還八次獲得代表最高榮譽的列寧勳章。李森科掌控蘇聯的生物、農業和醫藥等領域，時間超過二十五年。李森科事件是政治干涉科學的代表事例。其間蘇聯有良知的科學家幾次試圖反對他，都被以政治手段打擊，或勞改，或處刑，使得蘇聯的生物遺傳學落後世界至少兩代人的時間。而中國的生物界由於蘇聯的影響，一度也以李森科的理論作為遺傳學的正確理論。
王欣的「霧霾就是好」的研究表明，在今日中國，科學完全走出政治強權的陰影，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控制論的創立者諾伯特·維納説過：「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於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基於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於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習近平及中共暴政不倒，中國的科學研究不會好。
＊作者為旅美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