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財稅學者專業的立委曾巨威，日前在立法院開炮，痛罵「加薪4法」是「最混蛋」、「最沒有效率」與「最欺騙社會大眾」的做法，接著周四7大工商團體拜訪行政院長毛治國，加薪4法是否可能就此「下架」，有待觀察。
如果能下架，鐵定是好事。但加薪4法案卻讓人看到國內官員與民代，是如何「惡搞」一個重要的公共政策。
所謂「加薪四法」是要修訂《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勞基法》、《公司法》及《工廠法》的法條，其中中小企業條例是給為員工加薪的企業扣抵營所稅，其它3法則是要規範企業如果有盈餘，必須將一定比例的盈餘分給勞工。
那些天才立委與官員想出這個「終結低薪」的方式，個個喜不自勝，縱然有不少學者批評反對，顯然無人理會。曾巨威就說「黨內一片歌功頌德」，反對此作法的他說：「我擋不住，也不敢講，因為會被打死。」
這大概就是「沛然莫能擋」的民粹吧？如果低薪問題可以如此透過修法，強迫雇主增加給員工的分紅，卻能不引來任何後遺症就輕易解決，經濟學是可以改寫了，經濟學基石市場供需理論可就此揚棄。
台灣的低薪原因很多，有來自全球化的因素，有來自科技化的因素，當然也有來自企業本身的因素。全球化造成企業投資與佈局不斷遷移往薪資低的後進國家，這些投資如果都留在台灣，薪資當然容易水漲船高的上升，其就是後進地區薪資快速提升，先進地區薪資停滯─這是要素所得均衡化的過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薪資停滯，但中國薪資則是每年2位數增加。
科技化則是在大科技帶來生產力提高的同時，也大幅減少對人力的需求，特別是傳統上的行政庶務工作減少最多，市場需求高者多是高階及技術性工作；結果是高端技術工作者薪資持續成長，但其它大部份一般工作則是停滯，平均下來就看到薪資十多年不動如山，同時出現產值與生產力提升，薪資即使不是停滯，也無法相應同幅增加的情況。
這些現象不是台灣獨有，而是相當普遍出現在各國。美國有那種給實習生月薪台幣20萬元的高端企業，整體實質薪資成長，但藍領勞工則是實質薪資停滯，甚至從2000年以來，以每年0.4%的幅度減少；歐陸強國德國的實質薪資近13年來亦呈停滯。因此在平均實質薪資停滯的同時，也出現M型化的問題。
要改善台灣低薪問題，可以談的政策很多：如提升企業附加價值（企業賺錢較可能加薪）、增加民間投資（企業搶人時才可能加薪）、甚至增強勞工議價能力（台灣的資方確實拿走更高比例的經濟果實），都是可能的政策；雖然「藥方」很多但未必有效。不過能嘗試的藥方中，絕對不包括修法調高員工分紅或甚至強迫加薪；這對企業與勞動市場干擾多、後遺症大，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就曾撰文分析。
再退一步講，即使不談理論與國外情況，以常識思考，如果可以透過修法、政府干預、大幅提升最低工資等方式，解決低薪問題，為何那些先進國家都沒有如咱們官員與民代一樣「睿智」，提出此法解決問題？因為他們不敢惡搞。
加薪4法如果真能下架，該是好事一件；只是，到明年選舉前，官員與立委又不知要聯手「惡搞」多少公共政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