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倩儀說，自然解方有三個行為人，第一是碳排大戶，例如殼牌石油shell、道達爾石油totalenergies、bp石油等等。他們一方面強調自己種樹減碳，但另一方面繼續汙染，自然解方對他們的用途是轉移注意力。
第二是保育大戶，例如WCS(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協會)、IUCN(國際自然保護聯盟)、WWF(世界自然基金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大自然保護協會)等大型保育團體。他們接受排碳大戶委託去非洲等地方種樹，但卻做出破壞自然及人權的事，包括圈地，把原來在那裏跟自然和協相處的人趕走。
她提到剛果的Bateke Plateau草原(Savannah)，2018年被BioTropica報告指為「地球生態最後防線」，但道達爾跟WCS合作要將它毀掉，改種澳洲或東南亞進口的外來種，這種樹不耐野火，易燃反而破壞生態。第三是金融財團，將前兩者的合作建立一個認證、買賣、交易平台，即所謂第三方認證。
李玲玲則提醒幾個自然解方誤用的例子。例如，大樓仿效自然方式降低空調，雖有助於節能減碳，但並沒有透過生態系解決問題，並不是自然解方。綠能也是，太陽能、風能用大自然力量減排，也不是自然解方。
另一個最常被誤用的是生態檢核，它本來就是工程手段，並不是自然方法。而種樹雖然可以減緩氣候變遷，但如果在不應該種的地方種樹，或以改善自然為名，沒有尊重在地生活及人民，也不是自然解方。
碳抵銷可能變成是一種贖罪劵
盧倩儀認為，「碳抵銷」像國王的新衣，因為抵銷只是持平而已，而現在最重要的是減碳。類似概念有3個，一是1997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二是2007年的森林復育機制REDD，第三個就是現在盛行的自然解方。
在國內，立法院今年1月10日三讀通過的《氣候變遷因應法》，用的名詞不是碳抵銷、而是碳抵換，而且未來要建立抵換、交易系統，不只國內，還可以跨國交易。但有抵換就不是真的減碳，企業卻可以透過這個方法，宣稱自己的產品是永續、綠色、淨零、碳中和，甚至還能說是負碳產品。
所以盧倩儀認為當自然為本跟碳抵銷連結時，變成一種排碳大戶的贖罪劵，還可能加速破壞生態、人權，且讓富者愈富、權力更集中。
要不要這麼悲觀見仁見智，但以過去的經驗，企業的確有「花錢消災」的心態，他會把碳費、汙染費視為一種汙染支出，而這筆支出又是這麼低廉，不足以讓他痛到為了少付費而減少排放汙染。而只要不具實質減碳效益的抵換市場存在，不論台灣或其他國家，能不能在2050要達到淨零碳排，就很難說了。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