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兩年半前，筆者還在輔大博士班上課時，有幸選修上葉俊榮老師的「總統與憲法」專題研究。開課時，慕名而來了將近二十位同學，但一聽到葉老師要求讀英文Paper，一大半人就打了退堂鼓，第二堂課只剩下筆者一個博士生和四、五個碩士生留下。記得有一次，個人在課堂上提問，為什麼除了早期的王寵惠和王世杰兩位先生(第一屆院士)外，至今沒有任何一位法律學者能夠選得上中研院院士？這個問題與課程關係不大，但老師似乎感慨萬千，竟然從台灣法律學者缺乏國際等級的著作發表開始說起，滔滔不絕地講了足足有一節課。
世事難料，學期過半之際，適逢新政府組閣，老師被徵詢入閣擔任內政部長。對此，他在課堂上不避諱地說：「周遭很多人都勸我不要再淌政治這堂渾水，但國家需要時，本人基於使命感，不計毀譽還是要『撩落去』。」那時老師雖然入閣在即，仍不忘其職責，利用入閣前夕的周末全天假日為我們補課。平心而論，葉老師不僅教學認真，更難得的是中外著作等身，享譽國際，堪稱台灣本土公法學大師級的人物。筆者心中不禁竊想，未來若有法律學者能夠突圍當選院士者，葉師當為不二人選。
時光匆匆，只有短短兩年多一點，葉老師又臨危受命，轉換跑道擔任教育部部長。回顧大半年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台大校長管中閔遴選案(下稱管案)，而今成了他上任最需要優先解決的燙手山竽。這不禁讓筆者想起一樁發生在北洋時代著名的公案—魯迅狀告教育部(下稱魯案)。1925年8月，一代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周樹人)時任教育部僉事(職司社會司第一科科長)，同時兼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教員。因彼參與該女大學潮，遭致法學者出身的教育部總長章士釗逕予免職，魯迅隨即向平政院(約莫相當今日的行政法院)提起訴訟。隔年3月，平政院作成裁決書指出：「原告(魯迅)兼任該校教員是否確有反抗部令情事......涉及文官懲戒條例規定範圍，自應交付懲戒，由該委員會依法議決處分，方為合法。被告(教育部)遽行呈請免職，確與現行法令規定程序不符......處分屬違法，應予取消。」北洋政府遂據以發布「撤銷對魯迅免職處分」令，教育部也同時恢復了魯迅的僉事職務。持平論之，在那個人治橫行、法治不彰的年代裏，對於本案平政院能有此成績，實屬難能。
簡單來說，上述魯案勝訴的關鍵：就是當時的教育部未能夠「依法行政」。蓋1913年1月，北洋政府制頒之官吏服務令第29條明定：「凡官吏有違上開各條者，該管長官依其情節輕重，分別訓告或移付懲戒。」同時制定之文官保障法第2條復明定：「凡文官非受刑法之宣告、懲戒法之處分及依據本法不得免官。」另文官懲戒法第1條亦規定：「凡文官非據本法不受懲戒。但特任官及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據此，本案被告教育部在當時答辯內稱：「原告不服從本部長官命令，實已違反文官服務令第一(忠誠義務)、第二(服從義務)、第四(陳述義務)各條之規定。原擬循例交付懲戒，其時形勢嚴重，若不採用行政處分，深恐群相效尤。」(上開底線及括弧文字為筆者加註)是以，該部實已自承未依法將原告魯迅移付懲戒，因而獲判敗訴。此案裁決說理或許過於言簡意賅，惟其認事用法尚屬中肯。由之亦可證，凡屬國家機關公權力之行使，倘事關人民權利義務重要者，一概須要有「法律」的依據(法律保留)。此一公法上的「依法行政」，實與民法上的「請求權基礎」一脈相通，厥為現代法學上帝王級的法理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