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該期的「編輯後記」卻傳達了廢止確定的訊息，並記述如下感觸。「日文版決定將廢止，青年人深感失望，從眾多向本社如雪片般飛來的投書中，我們可以聽到他們悲鳴的哀嚎」、「本刊編輯群將與諸位同甘共苦，並一起努力學習國語。日文版廢止後，我們將以最合適的方法，致力於讓大家可以方便學習」、「首先其一，就是加設註釋欄；亦即，對於不熟悉的語詞、人名、地名或其他等，盡可能廣泛地以日文解釋」、「日文版廢止後的本刊，將在全新構想下，鼓足幹勁再出發，會以何種面貌呈現，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之後，第二卷第一號新年號（第八號），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發行，該期全文皆以中文書寫，而所謂的日文註釋欄則付之闕如，理想沒有實現。緊接著，第九號發行前，適逢發生二二八事件，因而似乎無法繼續刊行。於是，日語就此從舞台上消失，退縮到私領域空間，苟延殘存。
台灣人承受的心理打擊，從刊載於《新新》日文版即將廢止前的第七號、由文學家吳濁流所寫的〈日文廃止に対する管見（對日文廢止之管見）〉一文中，即可讀出，茲摘錄如下：「本省人與日文告別，這比起和日本女友告別來得更加痛苦難受。為何這麼說呢？記得三月送走日本人時候，縱使和溫柔婉約的大和撫子（泛指傳統的日本女性）是相親相愛的關係，但在突然遭逢離別之際，誰也沒有懦弱地抱怨不平。實際上，當時年輕男女之間，應該也有跟日本人墜入愛河談戀愛，或者親密相處的友誼關係，即便如此，當時的分離，誰也不會大發牢騷說『我好痛苦，不想分開』。然而，今日廢止日文的政府方針一旦決定，發布將於十月二十五日實行，驟然給了年輕男女極大衝擊，更誇張的說，簡直是肝腸寸斷。全省現正群起非難，反對政策」。
的確，當時台灣青年是有如此感受。要求日文版續存的根據，吳濁流提出如下理由。亦即，中國語報紙雜誌上的中文，「僅重視形式，難免有『摘章尋句』之誹議。毫無內涵，也無法打動讀者的心靈，徒講求華麗詞句或慣用語的排列；易言之，充其量只不過是文字職工罷了」。另外，吳濁流認為，日文被冠上惡名，那是因戰爭中「被武裝化的關係」，但現在戰爭已結束，日文「已解除武裝，也回歸到它原本的面貌，因此日文決不是惡劣的語言」。
吳接著表示，「日文在推廣介紹文化方面，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尤其世界各國文化，幾乎都有日文翻譯，只要理解一個日文，就能接觸各國文化」，所以台灣六百五十萬人的存在，對中華民國而言，就像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實為不可小覷的人材資源。最後，吳濁流指出，「有關廢止日文，內含諸多原委，但不幸的是，現在外省人和本省人感情不甚融洽，在這種氛圍下，所有理論都是空洞的，縱然有多少理由，也是徒勞無功，難以周全；只是為了文化著想，是否能再重新慎重考慮」、「個人的看法是，政府機關刊物的日文，當然理應廢止，但取而代之的，日文報紙或雜誌應該被允許且永久、非過渡型態的自由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