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東西，永遠捨不得丟掉。例如，舊的電話本。
這本米色底配上大朵粉彩花卉的硬皮電話本，很有春天的感覺，是十幾年前某個灰暗陰沉的冬日，一眼看中就買下的。隨著我踏遍世界各地，飽經風霜，頁緣折痕累累不說，連書背都岌岌可危，隨時有解體的危險。
但是，始終捨不得換掉。表面的理由是抽不出時間抄錄整理新的電話本，但我心裡明白，放不下的其實是隱藏在那一個個名字、一個個電話號碼與地址背後的歲月痕跡。比方說老友Lindy，電話本裡就有她不同時期在台北、莫斯科與吉隆坡的電話號碼，勾起的不只是她精彩的流浪人生與令人眼花撩亂的浪漫情史，更有我自己對未來充滿期許與夢想的青春記憶。
比方說，紐約克萊蒙大道的這個地址與電話，Dr. Chien-shiung Wu & Dr. Chialiu Luke Yuan。
吳健雄博士與袁家騮博士。
對我來說，科學界一直是個化外之地。高中唸的是社會組，大學到研究所一路往國際關係研究的途程邁進，未來的發展方向已隱隱可見。
只是，沒想到，我此生的第一分工作，竟是在一家素以科普雜誌聞名的出版社擔任編輯，而此生翻譯的第一本書，竟是科學頑童理查．費曼的傳記。不僅跌破眾家親朋好友的眼鏡，連我事後回想起來，都對自己的「膽大妄為」捏一把冷汗。
當時，出版社的工作氣氛輕鬆愉快，年輕又好奇的我不時探頭探腦，找尋新鮮事，於是幾位資深的科學編輯常請我幫忙看譯稿，原因是以我這樣的科學「素養」，正足以測試他們的書稿會不會過度艱深晦澀。
或許，後來他們「膽敢」找我譯科普書，也是基於這個理由吧，如果連我都看得懂，一般對科學稍有興趣的讀者當然沒理由看不懂囉。
出版社的工作只做了短短一年，就回歸正途，宛如小時候放學，捨不得一下子回家，總要繞點遠路，聞聞花香，摘點野果子才甘心。但是，與出版社的緣分卻未就此結束，工作之餘，我也展開了另一段翻譯生涯。
就在這樣的機緣之下，我有幸見到了吳健雄博士。
那時我正翻譯一本《諾貝爾女性科學家》。透過那本書，閱讀到許多女性科學家輝煌成就背後的辛酸點滴，讓同樣在職場中奮力打破性別框架的我感同身受。要有多大的毅力，才能歷盡挫折而不放棄？要有多少的熱情，才能忍耐孤寂無援、繼續追求夢想？我苦苦思索。
因為其中一章介紹的是吳健雄博士，出版社便趁著吳博士返國參加中研院院士會議之便，請她代為審定譯稿。
記得那是略有涼意的秋日下午，在圓山飯店遠眺河景的套房裡，身著旗袍、笑容溫婉的吳博士，平易近人得像鄰家的媽媽，完全不是我一路忐忑不安怕稍有不慎就失禮得罪的傳奇人物。她談起過往種種，雲淡風輕，絲毫不見怨懟怒氣，對於多年來學術界為她未獲諾貝爾獎而抱屈的聲音，也只笑笑說都過去了。比起外界的讚譽肯定，她更在意的卻是如何幫助年輕學子在科學領域中拓展更寬廣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