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美國以尊重俄羅斯領土主權完整為由，居然對反共盟友日本施加政治壓力，逼迫日軍從西伯利亞撤退。事實上共產主義與否，還是俄羅斯的領土主權完整不完整對美國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伴隨著帝俄的瓦解、德意志帝國的戰敗以及英法的衰退，此刻日本成為了美國稱霸太平洋的唯一競爭者，萬萬不能讓日本掌握西伯利亞的土地和資源。
甚至就連1919年的「五四運動」，日本方面也認為背後煽動中國學生反日的力量來自於美國而非蘇俄，所以從此刻開始，美國已被日本視為頭號的威脅來源，共產主義不共產主義也就不被納入日本的安全考量了。於是日本在1925年1月20日與蘇聯簽署了《日蘇基本條約》，給予了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外交承認，象徵東京的「不再反共」。
然而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產黨，卻仍以推翻天皇制為首要目標，且朝鮮跟台灣的獨立運動亦受到共產國際的鼓舞。所以在日蘇建交四個月後的1925年4月25日，日本政府公佈《治安維持法》，對國內共產主義運動施以嚴厲打擊。特高警察對日共、台共以及朝鮮共產主義運動人士的大搜捕，反應的就是日本政府的「非共」政策。
放棄「北進」走向「南進」
「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成功，還反應在日蘇雙方「九一八事變」後極度迴避兵戎相見的政策上，國民政府曾為了收復中東鐵路在1929年與蘇聯兵戎相見。為此中華民國還一度與蘇聯斷交，直到1932年才又恢復外交關係。結果關東軍在1931年向東北發起進攻時，蘇聯紅軍不只沒有出兵阻礙日軍，還允許日軍使用中東鐵路向北運兵打擊馬占山的東北抗日義勇軍。
為了迴避與日本爆發衝突，史達林盡可能滿足日軍的要求，甚至在1935年把中東鐵路賣給了滿洲國。然而希特勒的上台，卻讓史達林從憂慮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聯手夾擊蘇聯的角度出發，決定向領導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蔣中正提供援助。史達林同時還迫使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下，接受蔣委員長領導，顯見意識形態無論對日本還是蘇聯都是次要的考量。
然而對陷入中國戰場泥沼的日軍而言，想要逼使蔣中正投降的先決條件是切斷列強對國民政府的援助，而當時向國民政府提供援助的國家同時包括了蘇聯和英美。那麼是要向北進攻蘇聯為優先，還是向南進攻英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為佳？為此日本陸軍、海軍與外務省爭論不休，直到1938年與1939年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爆發的兩場領土糾紛，才讓日軍認知到蘇聯的實力。
在張鼓峰與諾蒙罕爆發的兩場邊境衝突中，日軍都遭到蘇聯紅軍挫敗，讓大本營完全認知到日本不具備與蘇聯打大規模地面作戰的工業能力。外加史達林與希特勒在1939年8月23日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案例，讓日軍方面瞭解史達林是不受意識形態拘束的現實主義者，同樣採取極權制度的兩個國家並非完全沒有共同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