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 April 7, 1933. The Nazi Party came to power in 1933 and quickly began trying to control all aspects of society. This internal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o remake Germany as a Nazi state was known as 'Gleichschaltung'. pic.twitter.com/EvLamxULmB
— Cowboy Tcherno Bill (@RudiGeerts) April 7, 2023
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Nicholas Stargardt)著作《德國人的戰爭》(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也在俄羅斯暢銷,俄文版書名譯作「動員的國家」。《德國人的戰爭》探討二戰期間的大眾行動,包括他們支持國家的情感動員,這本書會受到矚目,也許是因為俄羅斯人發現,自己和近百年前的德國人一樣動員了起來,因而產生共鳴。
閱讀推動反思俄羅斯的集體罪責
除了指認納粹德國與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之間有何重疊,愈來愈多俄羅斯人與二戰期間的德國人一樣,開始思索集體的惡,以及他們對於俄軍暴行、當局政權的責任。就這點來看,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1945年的演講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於絕佳的時間點在俄羅斯出版。
集體罪責與集體責任的問題,在烏克蘭戰爭開打之後,就立刻在俄羅斯社會引發關注,而且議論還沒有結束。罪責和責任的區別是什麼?如果一個俄羅斯人自認自由派、擁護民主、親西方立場、反對普京政權,這個人應該要對現況感到罪咎或是責任感呢?人們該不該、或能不能採取更多行動反對普京?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納粹德國期間流亡,他曾對美國政府加諸流亡者的限制而感到憤怒,曾在信件中寫,他比美國還要早開始與希特勒(Adolf Hitler)作戰。
《德國人的罪責問題》讓俄羅斯人罪責的議論稍微清晰了一點。一些人對俄羅斯整體的犯罪負有法律責任,還有一些人背負不同程度的道德責任。隨著戰爭持續,俄羅斯的孤立狀況愈來愈明確,這些反思和討論就變得愈發尖銳。有人認為,正如哈夫納所寫,獨裁者在佔領其他國家之前,就已經佔領了自己的國家;有些人則持反對意見,他們不認為俄羅斯人屬於受害者。
如果這樣的討論持續下去,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狀況可能比想像樂觀,至少留下的人和離開的人之間的隔閡並非無法跨越。目前在俄羅斯,任何形式的公開抗議都是違法的,在這樣的箝制下,閱讀也成為一種反抗。藉由購買納粹德國相關書籍,俄羅斯人將普京政權與史上最壞的極權政體並列而置。
蘇聯黑歷史非普遍認知 俄民眾傾向閱讀他國獨裁歷史
不過俄羅斯人選擇納粹德國當作比擬對象,是個有趣的選擇,因為普京的俄羅斯與共產蘇聯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1940年代至1950年代初期,史達林(Joseph Stalin)統治時期,人們對潛在的叛徒、間諜和所謂「無根的世界主義者」(rootless cosmopolitan)疑神疑鬼,並對這些人進行迫害,這些行為與現在俄羅斯將異議份子貼上「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民族叛徒標籤的趨勢沒什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