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方若質疑張男身心障礙證明（例如涉嫌偽造，或認為張男心智年齡高於《鑑定表》所示），於偵查程序中，應依法調查及提出嚴謹證明以推翻之，遺憾的是，綜觀台中地檢該案起訴書「均未提及張男身心障礙情狀」。筆者請問：「張男於偵查中提供之身心障礙證明，已顯示其心智年齡介於十二歲至十五歲之間」，檢方完全不聞不見？更者，該案張男在偵查中是否有「輔佐人在場？」
當客觀事證顯示「被告具有身心障礙（智能障礙）」，可判斷心智障礙者不懂法庭程序及在庭陳述內容，極可能導致保障不足或其權益受損，更者造成冤案，是以司法應給予充足之程序保障。誠然，身障者若涉及犯罪事實，應檢具客觀事證依法處理，但回歸「責任能力」判斷，請問：「檢方（法院）對一位心智十二歲之人，怎麼問案、依法處分或判決？」延伸觀察，該案張男經檢方起訴，嗣於一審審理時，心智十二歲被告「獨自到庭」當庭與檢察官「協商」認罪？由此觀之，一併比對南檢起訴《心智九歲被告洗錢案》，時至二十一世紀，司法程序上對身心障礙弱勢者於法庭上之保障仍然明顯不足。
隱藏的法庭對談、流於表相的司法程序
請觀察該案判決中《一審法庭錄音內容》（原音）：
法官：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
被告（張男）：沒有。
法官：「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被告（張男）：「懂。」
（引用台中高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判決）
智者以喻而明。A檢察官（或法官）問一位（心智）十二歲被告B，請看以下兩個問題：檢察官/法官問：「你聽得懂我講什麼？」被告B：「懂。」、檢察官/法官問：「你認罪？」被告B：「我認罪！」。以上重點在於「被告B（心智）僅十二歲！」A檢察官/法官於開庭時，被告B無輔佐人或家長到場，「這是問案？還是欺騙或欺負孩子？」
客觀審視《一審筆錄（原審卷第28頁筆錄）》記載，該案法官問：「是否具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或『因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被告回答：「均無，可以陳述」。請問是否發現「原審『筆錄』多出一句？」
客觀而論，依該案之法庭錄音，原審法官係問被告：「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用以代替：「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緩頰說是一種比較白話的說法，但是原審並沒有直接問「被告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關鍵內容。假設張男（心智十二歲、獨自到庭）係回答：「有領。可以陳述。」那不就更可怕？院檢直接將「責任」全推給一位心智十二歲的被告？該案偵查中《身心障礙表》等客觀資料已存在卷證中，為何檢方不見、一審院方也未察？該案二審提到：「原審基於照顧義務，對於被告是否因心智缺陷無法完全之陳述，即有主動查明之必要，並非可以視而不見。」二審此言為正論，所述客觀公正，應予肯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