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個月之後，艾梅麗娜以身殉之。調查戰爭罪行，死於戰爭罪行；為歷史保留證據的人，本身成為歷史鐵證。求仁得仁，此之謂也。
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艾梅麗娜生於烏克蘭西部大城利維夫（Lviv），四個多月後車諾比（Chernobyl，位於烏克蘭北部）核災爆發，三年後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共產帝國踏上崩潰末路。但艾梅麗娜的家庭說俄語，她從小被教育成一個「俄羅斯人」，世界的中心是莫斯科而非基輔，連做禮拜的教堂也是俄羅斯東正教。
一直要到十五歲那年被選派到莫斯科參加一場俄語競賽，面對俄羅斯文化的強勢壓迫，她才驚覺自己的「烏克蘭人」身分。她形容烏克蘭的歷史「複雜、痛苦、大起大落」，許多人（包括她的家庭）長期在兩種國族身分認同之間遊走、掙扎，始終欠缺一個共同的、真正的「故事」，只能選擇沉默，或者相信俄羅斯的宣傳。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登場，在親俄羅斯政權的暴力威脅之下，艾梅麗娜和無數同胞走上街頭，清楚宣示民族與國家的定位：與歐洲整合，拒絕淪為俄羅斯、白羅斯之類的專制威權落後國家。俄羅斯隨即發動侵略，佔領克里米亞（Crimea）與頓巴斯（Donbas）。當時歐洲的軟弱反應很讓烏克蘭人失望，甚至覺得遭到背叛。八年之後，考驗再度降臨，烏克蘭再度被逼到深淵邊緣，所幸這回歐洲伸手接住，知道烏克蘭人在為自身而戰的同時，也正是為歐洲而戰。
艾梅麗娜形容，這場戰爭讓烏克蘭人總算在歐洲找到真正的「家」。只是隨著戰局陷入血腥拉鋸，歐洲是否真的能相挺到底？是否會再度「背叛」？無論歐洲堅持抑或擺盪，像艾梅麗娜這樣的烏克蘭青年世代，很清楚自己沒有別的選擇。
遇害前一個多月，艾梅麗娜接受訪問，解釋她與同胞為何要如此風塵僕僕、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做任何妥協，我們不能放棄頓內次克（Donetsk）、盧甘斯克（Luhansk）、克里米亞。因為我們知道佔領區的情況，佔領比戰爭還要可怕⋯⋯讓世界聽見我們、瞭解我們，無比重要。」
遇害當時，艾梅麗娜正在寫一部記實之作，書名暫訂《戰爭與正義日記：面對那些面對戰爭的女性》（War and Justice Diary: Looking at Women Looking at War），為像自己一樣的女性戰爭罪行調查員留下身影，讓後世知道，烏克蘭女性在這場徫大的衛國戰爭中的貢獻。
紀實之餘，艾梅麗娜近年中也開始寫詩，這首〈烏鴉之詩〉（Poem about a Crow）正是她的自我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