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其實是一個『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國家。1945年國民政府自日本人手中接管治理，日本人的大財團、大企業全都成為國營事業。相對於歐洲大陸、中南美洲、印尼等有數百年家族裙帶勢力陰影的國家，我們七十年前在公平面真的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大號的既得利益者。七十年間從絕對公平快速惡化到今天，我們的政府該慚愧，制度更該檢討。」這是令我心痛的感觸。
（一）靜態與動態公平之辨
最近有些朋友想要參政，其所提「政見」之一，就是改善台灣社會的不公平。至於要怎麼做才能改善不公平，目前我所看到的論述還相當單薄，除了改革稅制之外，其他方面的政策構想並不多見。諾貝爾獎得主Stiglitz最近提出了改善美國不公平的三個解方，除了「稅制」一點有交集之外，其餘都未必與台灣情境契合。
對於台灣社會的不公平，我寫了書、發表了文章、到處給演講，但是多著重在分析現狀，對於稅制改革以外的建言，也甚少著墨。現在，就讓我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公平其實有兩種意涵，其一是靜態的，看看在任何一個時點的所得分配平均與否。例如2014年如果台灣最高所得的1%人其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百分比過高、或是最高所得5％與最低所得5%的所得比差距過大，那麼我們就說台灣社會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太公平。公平的第二種意涵是動態的，其意義是希望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只要其子女夠努力，仍然有很大的機會往上攀升；而富有的父母其子女不長進、不努力的，也該有很大的機會一蹶不振。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不應產生Thomas Piketty所批評的「財富世襲」現象，應該是「富不過數代」的。
靜態與動態的公平觀概念上是相關的，在租稅制度上也有交互影響。例如累進所得稅有助於壓抑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公，同時也使得富人父母得以掖助子女的錢減少，所以亦有助於促進動態公平。但是單純靠所得稅制度未必足夠改善社會不公，因為所得統計資料顯示，即使所有國家都有累進的所得稅制，誠如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資料庫所顯示，各國的高所得者所佔的所得比例還是持續在攀升。當富有者的所得份額變大了，當然他們的影響力也會增加，而澤被後世的機率也會提高，也就不利於動態公平。正因為如此，Piketty才會認為現有稅制還不夠，建議在現有所得稅制之外，再加課「資本持有稅」。
雖說靜態與動態公平是相關的觀念，你若問我，靜態公平與動態公平何者比較重要？我個人更重視動態公平。為什麼呢？這背後可能有一些個人偏見，但也有些道理。對於何謂公平通常言人人殊，但是以下則是少有的一項客觀證據，呈現出社會大眾對於財富世襲的不以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