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近期陷入困境，澳盛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葉森在《日經亞洲》指出，許多西方評論家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大部份可以解決，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是暫時的問題，但葉森認為這些不是暫時的問題，而中國政策變化帶來的影響將有限。
葉森（Richard Yetsenga）在《日經亞洲》（Nikkei Asia）寫道，丹麥貨櫃航運巨擘馬士基（Maersk）中國分公司高管、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信任危機。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羅格夫（Kenneth Rogoff）認為，現在輪到中國承受債務超級循環（debt supercycle）的負面影響，但他認為這個循環必然會再次轉向。挪威裔政治經濟學家桑德布（Martin Sandbu）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指出，債務重組「將讓中國準備迎接新的成長，或許是更高品質的成長」。
然而，葉森認為這一切都不切實際，現實情況是中國經濟成長自2007年達到15%的高峰後一直放緩，中國的經濟挑戰不是昨天造成的結果，也不會在明天獲得解決。葉森指出，多年來拉低中國趨勢成長率的力量一直很明顯，他在2019年寫道：「中國到2030年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將非常困難，即使到2050年達到這個里程碑似乎也很艱鉅。」
中國正面臨3種經濟發展共同造成的結果，每一種發展都顯示中國持續的經濟成長比新冠疫情前數十年弱得多。命運是第一個因素，2015年，美國經濟學家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及薩默斯（Larry Summers）研究1950年以來超過100個經濟體的經驗，得出的結論是異常快速的經濟成長很少會持續，這個結論與中國當前的情況非常相關，即快速擴張的時期經常不時出現成長速度放緩的時期。
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現在的經濟成長率與大多數已開發經濟體的成長率基本一致。美國是經濟最成功的大型經濟體，但隨著人均GDP的上升，經濟成長率持續放緩，1950年代的經濟成長率低於1940年代，1970年代低於1960年代，2000年代低於1990年代。
與美國一樣，中國還有一個不適用於亞洲四小龍的額外限制，即其規模。2001年，中國GDP占全球的7.6%，去年這個數字為18.5%。當經濟規模達到如此巨大的規模時，取得資源就變得更具挑戰性。隨著市占率增加，出口市場也逐漸變得更難以進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