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個因素是人口，由於中國在1970年代實行一胎化政策，目前中國人口正在萎縮。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出生率幾乎減半，加劇了這種影響。新加坡及紐西蘭等具有移民歷史的小型經濟體可以擴大其人口結構，甚至美國也在某種程度上做到這點，但中國的國情及人口規模意味著其政策選擇必須把重點放在提高出生率。
這是雙重挑戰，預計這10年中國23歲至30歲女性人數將減少近半，因此中國的政策必須更努力才能維持人口數現狀。第2個挑戰是融資問題，葉森引用一項研究的內容指出，「生育激勵措施確實有效……但那花費很多錢。」
這就帶出第3個要素，亦即債務。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認為，中國的非金融債務占GDP的297%，這個高債務水平對於開發中經濟體來說極不尋常。葉森指出，高成長經濟體的債務可以獲得解決，可以建立「壞帳銀行」（bad banks），並利用高成長的複合效益來削減債務。
然而，高負債、人口下降、經濟成長率下降的結合充滿問題，債務需要經濟成長來解決，經濟成長需要人口，人們喜歡優先考慮審慎與否，最終隨著債務上升，人們也越來越審慎。中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例從15年前的低於20%，上升到61%，接近日本的68%及美國的74%。
這不是說政策改變不會產生影響，事實上，專家預期中國近期推出的逾200項政策措施將有助於穩定經濟，並將在2024年實現超過4%的經濟成長率。然而，葉森表示，他懷疑中國的政策能不能持續促進經濟成長，從而對中國更廣泛的經濟軌跡產生巨大影響。
然而，葉森也指出，儘管新冠疫情結束了中國20年的經濟例外論，但這不全然是壞消息。其一，中國的發展帶動其他地方的成長。正如美國期刊《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一篇文章所述：「1980年後，貧窮國家經歷一場相對去工業化的過程，其程度與較先進經濟體經歷的程度一樣強烈，而且往往更嚴重，主要原因相同，那就是中國工業巨擘的出現。」
葉森指出，目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已降至近代以來的最低，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在2021年創下歷史新高，並且正超過流入東協（ASEAN）的外國直接投資。今年印度出現了投資組合資本的淨流入，而亞洲其他地區出現了淨流出。隨著經濟在短期內回穩，流向中國的資金可能會恢復，但大規模資本削減即將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