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正當中國的春秋時代，古希臘城邦世界爆發了以斯巴達為首和以雅典為首的兩大集團的爭奪霸權之戰。三十年戰爭的結果，雖然斯巴達獲勝，其實兩敗俱傷。曾經輝煌燦爛的古希臘世界從此沒落，不到百年，便臣服於亞歷山大領導的野蠻的馬其頓王國。
曾經親自參與這場戰爭的傑出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真研究這場影響世界歷史走向的大戰，得出這樣的結論：
使得這場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美國當代傑出的戰略學家、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創辦人艾里森教授，把修昔底德的結論稱作「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說，新興霸權大國的崛起，以及這種崛起在既有霸權大國引起的恐懼，必定引發戰爭。
艾里森教授於去年5月出版「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認為當今的美中關係正走向「修昔底德陷阱」。
艾里森教授的警告，完全被川普政府所接受。去年底發表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報告」以及今年初發表的美國國防部「國防與安全報告」都把中國大陸稱為「戰略對手」，而不再是以前的「戰略夥伴」，或「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川普總統在最近的演講，更明確指出：美中貿易戰的目標，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繼續崛起。
中美貿易戰的根本：新霸權崛起的恐懼
所以，問題不在龐大的貿易赤字，而在潛在的霸權之爭。
當然，美國也不可能忽視嚴重的貿易赤字。2017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貨品貿易赤字是3752億美元，佔美國對外貨品貿易總逆差的46%。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貨品1304億美元。對中國大陸進口貨品5056億美元。
從二戰結束到二十世紀結束的五十多年，可以說是國際政治的理性主義時代。
美國以理性主義對待戰敗國，不但不要求戰敗國賠款，還以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幫助包括德國與義大利兩個戰敗國在內的歐洲復興。
對日本也一樣：不但不廢除天皇，還給予日本一部民主憲法。
在整個東西冷戰時期，未爆發核子戰爭，不完全由於核戰恐怖的嚇阻，也由於理性主義的克制。在韓戰期間，麥克阿瑟將軍主張動用核武，但為杜魯門總統所否決。這就是理性主義。
在經濟問題上，從「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到「世界貿易組織」(WTO)，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
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非理性主義開始抬頭，小布希總統的單邊主義和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都不再是理性主義。長期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不再以理性主義主導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對未來世界的衝擊，會遠遠超出我們今天所能有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