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基礎很大程度得力於希臘與羅馬提供的靈感與各方面的成就，也難怪我們往那個方向尋找圖書館建築的範本和藏書文化的根源。某種程度上，這種期待其來有自。希臘人需要設法留存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學術成就，羅馬人則是以他們一貫的鐵腕效率占用這份文化遺產。只是，儘管羅馬人顯然不缺重大基礎建設的資源，卻也解決不了未來兩千年肆虐書籍收藏史的問題：可靠書籍的取得，對使用者的規範，儲存知識的理想方法。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能夠世代傳承的穩定收藏。即使最有才華的文明締造者，似乎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希臘與羅馬帶給後世學者的啟發，讓他們看到知識如何創造力量，也看到書籍收藏的潛力。在此同時，他們也了解到，為實現這個願景付出的努力多麼容易化為泡影。
*作者安德魯．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為聖安德魯斯大學現代史教授，也是宗教改革時期歐洲史的權威。他發表過許多作品，其中《文藝復興時代的圖書》（The Book in the Renaissance）和《新聞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News）曾經獲獎；亞瑟．德韋杜文（Arthur der Weduwen）為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博士後研究員，也是聖安德魯斯大學通用簡明目錄的副主任。他發表過多本探討報紙、廣告與出版歷史的書，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圖書館生滅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