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跟楊振寧有些接觸，尤其是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很多華人寫信建議中國政府要怎麼樣做。很有趣的是，學界裡面簽字的話，一定要留一張是給楊振寧簽的，聽說楊振寧看到李政道或者是丁肇中（1936-），或是別人簽在他前面，他就不會簽的，他一定要第一個簽，所以他們都會留著一個位子，給楊振寧第一個簽。李政道跟台灣的關係比較疏遠，因為他不願意跟楊振寧同時出現在一起，所以楊振寧決定來，他就不來。
我得諾貝爾獎回來之後，大家有點轟動。所以要我回來領導學術工作，我並不意外。但是那個時候，另外兩位被提名的院長候選人錢煦與余英時（1930-2021）都是學術界很有成就的人，在評議會選舉時，我並不曉得自己是大家矚意的人選。
另外一件相關的事情是，以前張昭鼎還在的時候，因為他哥哥張宗鼎跟李登輝（1923-2020）總統都是學經濟，彼此認識，所以張昭鼎跟李總統相當接近。李總統曾經跟張昭鼎說，要趕快叫李遠哲回來領導台灣的學術工作。我還在台灣讀書時，想過去德國留學，在大四的時候，組織了一個德文學習的小團隊，請天主教的神父來教德語會話，那時候張宗鼎也來參加，所以有點認識。張昭鼎曾經問過我說，李總統要我早一點回來領導台灣的學術工作，我說，「領導學術工作是什麼意思？」張昭鼎就說，「也許希望你當台大校長」，曾經提過這個事。
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那個時候，我對中央研究院的情況有一定認識。當時，像化學研究所，連淡江也比不上，物理所也是，都是非常不好。但是，從原分所設立的過程裡面，我有相當的把握，就是中央研究院跟一般的大學不一樣，它是直屬總統府，應該可以打開風氣之先。像分生所的成立，國內沒有什麼叫做分子生物學，是中央研究院開始的，以前統計所也是中央研究院開始的。所以我認為中央研究院可以打開風氣之先，如果要帶領學術指導工作的話，我覺得中央研究院可能比較有發揮的餘地。這是原分所設在中央研究院，而沒有設在台大的一個原因，那時候覺得中央研究院比較有可塑性。
我回來之前，李總統沒有特別跟我聯繫，後來我聽說，評議會投票通過，總統馬上就接受了，要我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接任時，跟李總統的討論倒是很有趣的，我到總統府跟李總統說，「你要我回來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一月十五號開始，但是明年度的預算已經編了，沒有足夠的錢，我沒有發揮的空間，需要更多的經費。」我就談到生物技術。生命科學發展得很快，將來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的健康，也會影響到生物技術在社會經濟上的發展，李總統說，「遠哲，中央研究院只主管學術，你不要擔心經濟發展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