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秩序和權威，與普遍蔓延的個人主義直接沖突。再如，向「傳統」的回歸，在官方表現為向傳統文化尋求統治合法性，煽動民族情緒和排外主義；在民間則表現為「東方神秘主義」的復蘇，「周易」、陰陽八卦、道教仙術、氣功的風糜，以及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國本土化，雖也顯示了反傳統情結的消解，卻是文化認同的新危機。
說得稍準確一些，二十世紀的三個主義中，淪喪最深的只有理想主義，反傳統主義其實依然根深蒂固，而激進主義不過是改頭換面罷了。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十九、二十世紀主宰中國人近二百年的「啟蒙心態」的衰微，自然會引發新的認同危機，因為這種心態肇始於「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一個近代認同危機。
發韌於晚清的認同危機，從一開始就不相信自己的文化傳統具有產生現代認同的可能性，因而舍棄它轉向以西方為標準鑄造中國的現代認同。然而弔詭的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民族，要實現這種轉向並非輕而易舉，而是需要憑藉某種極端思潮的泛濫，才有可能。一部中國近現代史證明，這種極端思潮主要是兩個：激進主義和全盤反傳統主義。
上面提到的那幾位中國亡靈，正是這兩個主義在中國的始作俑者。這裡發生的一個邏輯鏈條是﹕全盤反傳統主義啟動了文化認同的轉向，為文化激進主義推開第一道門，而文化激進主義又為政治激進主義推開了第二道門，一旦大門洞開，首先逸入的正是當時西方的極端思潮——馬克思主義，它又對中國的政治激進推波助瀾，直至全面專制的鑄成。這樣的描述雖嫌簡單，但可凸顯陳寅恪當年的哀傷，他輓王國維所說的「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钜劫奇變，劫盡變窮」。
如果我們換到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下使中國知識份子感染的「啟蒙心態」，主要是兩種與時間相聯的觀念﹕一是社會均依階段而進化，二是西方處在比中國完美的高一階段。
支撐這種觀念的，是曾在西方處於主流地位的思潮，如直線社會進化論﹑極端實證論和現代化理論等，它們在西方學術界的長期清算下如今已經枯萎，而這種清理催發了文化多元主義﹐並為各民族尋求自身文化認同提供瞭解咒前提。
但有趣的是，中國知識份子並未因此而轉身去向中國文化要認同，而是猴急地加入了一場清算「西方文化霸權」的時髦運動，伏身去拾落滿學術界的種種「後現代」青澀之果，嚼得津津有味，今日中國學界兗兗諸公的腹中，又長成一副當年飢不擇食、消化不良的「五四」腸胃。
認同新危機在中國本土則是一種亢奮和迷亂。一座文化廢墟所能提供的認同資源，往往是那些未經脫魅而極具「非我族類」意識的神秘主義、「左道旁門」，所以會呈現「周易」、氣功熱與「痞子」文化「落霞與孤鶩齊飛」的景觀；而這樣的文化廢墟，又最能誘發「人們操縱歷史記憶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緒，其結果是對歷史的建構流入隨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變成了不負責任的恣縱，人們在舊神話的殘骸上又編織了新神話」（余英時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