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兩案件依一般常識而言，應已達到不正訊問、刑求的定義，幾無疑問。在此情況下，員警並非「執法過當」，而是根本違法的問題。雖然在警方的判斷中，其所認定的嫌犯，應該已有高度可能就是實際犯罪者，但歷來，甚至是自古以來，刑求逼供的問題就出在這裡，執法者基於所謂的「相關經驗、直覺判斷」或實際上掌握的事跡證據等，認定了嫌犯以後，為了辦案便利性，對於否認犯罪者，先天性存在著敵對關係，在武器不對等的情況下，嫌犯一旦落入執法者手中，置於執法者實力支配下，配合的都好說，不配合的，如果遇到不肖的執法人員，在績效壓力、長官指示、薪資與勤務不成比例、如果又遇到當天心情不好，那嫌犯被「教訓」、「處理」，又恰好都沒有開密錄器，其實都只是「剛好」而已。
有一說一，絕大多數基層員警的辛苦與壓力負荷，絕對是社會應該重視的問題，歷年來多起員警不幸輕生、近日八堵派駐所員警執勤遭撞身亡事件等，在在都顯示著我們警察弟兄的艱辛與不易。(對於警察的權益血汗問題，乃另一問題，如時間允許，自當另外為文探討)
但對於整體結構性問題中依然存在的刑求問題，警察執法心態是否存有僥倖、遊走法律邊緣(其實就是違法)等情，除了最直接影響著多數民眾的權益，以及對警方的信任，影響更深遠的，便是因刑求逼供而直接導致的冤案、冤獄問題。
在今年1月18日，台灣冤獄平反協會舉行「請司法面對盧正：呼籲檢察機關為死刑冤案盧正發動非常救濟」記者會，提出三大新證據以及一個新事由，向最高檢察署聲請「爭議性死刑確定案件審查」，即使盧正已遭到執行死刑近24年，他的家人及義務辯護律師們、相關司法改革與救援組織，仍然積極為盧正爭取平反，沒有放棄。
何謂盧正案？在此用簡單篇幅說明：1997年，台南發生一起擄人勒贖撕票命案，盧正被警方通知到案「協助」調查，在遭留置長達31小時後，盧正「自白犯罪」後遭收押，檢察官將他以殺人罪起訴，法院於2000年判處死刑，同年執行死刑。(詳細內容，可參導演蔡崇隆的《島國殺人紀事二》紀錄片與冤獄平反協會的相關文件資料)
隨著越來越多的相關資料顯現，筆者也曾花時間研讀判決，本案存有諸多問題，僅引用法院歷次判決內文字可知，諸如：
一、無眼觀之血跡或顯著污跡，【可符合為本案之凶器】」(僅是可符合，但未檢驗出被害人之DNA，亦無排除有其他可能凶器，簡言之，只是可能)。
二、「至於扣案之證物安全帽、透明膠帶及公用電話筒上採擷之指紋經送鑑定結果，雖未發現與上訴人指紋相符」，但「尚難以扣案之證物上未發現被告之指紋即否定被告犯罪」(相關證物，皆無盧正的指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