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一向力挺女性權益，加拿大今年是七國集團（G7）輪值主席國，承諾將「女權」列為優先要務。本月21、22日，加拿大東部魁北克省第一大城蒙特婁舉行史上首次「女性外交部長會議」，全世界約30位女外長與會；美國重量級期刊《外交政策》20日專文指出，與會者應利用這場會議提出改善全球女性處境的具體辦法，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加拿大外交部發言人巴里爾（Marie-Pier Baril）表示：「這場會議具有歷史意義，讓女性外交部長有機會舉行各種討論，包括國際安全、強化民主、多元、打擊性別暴力等議題，凝聚這些意見很重要。」《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寫道，這次會議不僅展性世界舞台上的女性力量，也是一個機會來藉此定義「女性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並予以改善，也是明確表達「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目標的機會。
瑞典率先宣傳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2014年，瑞典外長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rom）率先宣傳「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概念，她形容這種外交政策能「對抗體制與全球讓女性處於次等地位」，是達成瑞典外交發展與安全政策目標的「先決條件」。瓦爾斯特倫主張，性別平等是一種權利，也是追求「消滅恐怖主義」、「增進經濟成長」、「改善民眾健康」等目標的最有效辦法。
瓦爾斯特倫宣傳「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外界的批評與敵意是意料中的事，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也坦言，政府推行那些冠上「女性主義」的政策時會碰到強烈反彈聲浪。然而，不少國家這幾年陸續採納這個概念，例如澳洲首位女外長畢曉普（Julie Bishop）公開表示將讓「性別平等」成為全球和平與安全的重點。
然而，《外交政策》指出，大多數談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家其實都未加以實踐，真正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應該有更大的抱負，例如政府各部門必須保護女性權益。瑞典外長瓦爾斯特倫也表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必須將目標放在分配足夠的資源以達成性別平等，並瓦解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包括外交議案與援外計畫。
預算分配影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碰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範圍」問題：究竟這種外交政策僅處理戰時強暴（wartime rape）等「女性議題」，或是旨在促進不同性別、年齡層、種族等各個社會群體的平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所有面向（外交援助與貿易等）是否也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