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認為，新冠疫情表明，靈活和可移動的辦公方式是可行的，疫情雖結束，但這種發展趨勢已不可逆轉。
勞動力市場的談判立場發生轉變
比起21世紀初大規模失業時期，後疫情時代在技術工人短缺的大環境下，對更短和更靈活的工作時間的訴求將更容易實現。
然而，「減少工作時間」如何與對技術工人日益成長的需求以及不希望承受任何財富損失的願望相協調呢？單單從人口結構發展來看，預計到2035年，德國勞動力市場將減少700萬人。
生產力是關鍵因素
如果工作時長不增反減，那麼提高工作質量，即提高生產力就很關鍵。韋伯認為，對人們進行最大程度的工作時間壓榨是沒有意義的。相反，更有意義的是提高工作質量：通過培訓、通過投資數字化和人工智慧通過實現經濟的生態轉型。
韋伯認為，提早進行技能資格培訓，以適應未來的工作市場和環境需求非常重要。不應等到人們在結構性變革中失業才開始試圖採取挽救措施。相反，人們應該有自主採取行動的能力，在面對環境變動和挑戰時能夠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是等待或依賴外部干預力量。
生產力成長速度明顯放緩
然而就生產率而言，目前的情況並不樂觀。韋伯說，生產率成長目前更像是一種停滯。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的一項研究顯示，1997年至2007年期間，德國生產率成長了1.6%，但在2012年至2019年期間，這一成長率減半至0.8%。
其部分原因在於許多工作崗位出現在生產率較低的領域，例如人力密集型服務行業。在護理、教育或醫療保健領域，提高生產率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實現。
整體經濟生產率也在下降。經濟疲軟，許多企業在面臨技術人才短缺的情況下仍然保留原有員工，因此勞動力成本沒有降低，生產率卻降低了。此外，德國雇主協會總會（BDA）數字委員會表示，在技術開發、數字化和生態轉型方面的投資還有待加強。
撇開生產率發展不談，仍有許多未被利用的潛在勞動力有待開發。來自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DIW）的弗拉切爾（Marcel Fratzscher）認為：「潛在勞動力開發不僅涉及女性就業和兼職人員工作時間增加的問題，還包括那些沒有學歷或職業資格的移民和德國人，這些人往往在早期就被剝奪了眾多就業機會，而不能成為生產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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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nsa Wrede
責任編輯：李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