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成為高華的避難所。他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只能整天看書。他的母親早已是驚弓之鳥，把家裡大多數書籍燒了，但他從火堆中搶救了幾本書，包括楊絳翻譯的十八世紀法國小說《吉爾．布拉斯》(Gil Blas)，范文瀾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詩選》(Selected Poems)，還有一本《唐詩三百首》。日後在回憶幼年生活時，高華寫道：「這些書給了我許多溫暖，讓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遠處一簇光。」
在一位老先生暗助下，高華對中國命運的認識飛速成長。當時他家附近有座倉庫，裡面鎖了幾千本遭查禁的書。看守倉庫的老先生很和善，讓高華與高華的一位友人借出閱讀。兩人仔細選幾本書，藏在背包裡走回家。到下星期，兩人回到倉庫還書，再借幾本帶走。高華就這樣讀了幾百本禁書，包括丁玲的小說與王實味的文章。丁玲與王實味都於二十五年前在延安遭毛澤東清算。當文化大革命隨毛的死亡而告終時，大學入學考試重新實施，階級成分不再成為入學考慮要件。一九七八年，二十四歲的高華考進全國頂尖學府南京大學。但他隨即知道自己要研究歷史，特別是延安整風那段舊事。他開始蒐集回憶錄、文件與其他有關材料。
高華也聽演講，建立自己對如何成為一位史家的觀點。在聽完一場有關司馬遷「報任安書」的演講後，套用高華的話說，他「心緒激動，久久無法平復」。在「報任安書」中，這位二千年前的中國大史家向友人解釋自己何以必須完成《史記》。寫《史記》是他的神聖使命，無論是否遭到宮刑，他必須完成它。高華清楚記得范文瀾在《簡明中國歷史讀本》(就是高華從母親的柴火堆中救出來的那本書)中提出的警告：真正的歷史學者必須願意「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
最後，高華「甘坐」了不只兩倍時間。經過二十二年苦功，他於二○○○年出版了近九百頁的經典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九三○至一九四五年》。這個紅太陽是毛澤東，高華在書中以嚴謹的手法描述了毛如何利用一連串血腥整肅崛起的過程，而這種過程隨後成為共產黨掌權後的標準運作模式。
高華在這本書的附錄中談到《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寫作過程、動機與研究方法。他得在不能接觸官方檔案的情況下進行資料蒐集；由於這個題材過於敏感，打從一開始他就看不到政府文件。他提出的研究補助申請屢遭拒絕，他既無緣晉升，也不能轉入另一大學擔任較高教職。他得用身為臨時講師的薄薪支付買來的每本書，每份影本。與海外歷史學者不同的是，他沒有研究生替他跑腿，沒有研究津貼讓他放下教職、專心投入寫作，沒有世界級研究圖書館供他使用，也沒有「同行評審」(peer-reviewed)a報告幫他精進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