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最後，「第三勢力」的最大歷史遺產，就是利用香港發展了蓬勃的文化產業，出版了可以媲美舊上海全盛時期的各種書籍雜誌，也確實傳承了文化，還有各種文化進一步的自身發展，這其實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蹟，以往被各方刻意低估，其實絕對是瑰寶。另一個當時他們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就是利用了香港的自由港和國際地位，發展了驚人的經濟產業，而這些產業的創辦人無論是怎樣的意識形態，客觀上卻建構了香港人自我認知的新身份認同。
對海外港人的啟示：做自己擅長的，避開泥濘，自然殊途同歸
近來談及香港五十年代的「第三勢力」運動，似曾相識之處，處處都令今人警惕。其中有一個名字，在柴博士著作中不斷出現，特別應該記住作為反面教材：蔡文治。
在「第三勢力」運動，蔡文治是負責在香港「建軍」的重要人物。為了爭取美國經費和信任，他聲稱在廣東省和香港一共有「一百多萬游擊隊隊員」可以隨時被動員、供他指揮，一聲令下，就可以反攻大陸云云。
當時逃到台灣的全體人員，也不過百多萬人，蔡文治一個人就聲稱擁有「百多萬游擊隊隊員」，水份大得離譜。真相卻是他只能在香港招募幾十到幾百人，到塞班島接受所謂「軍事訓練」，然後空投到中國大陸，送死。
當時在英屬香港組軍雖然不設實際，但也不致於像蔡文治那樣窩囊。例如國民黨名將胡璉將軍曾在國軍潰敗後，在調景嶺親自招募了一支「反共救國軍」，從國軍舊部就招募到過萬人，而且沒有用美國、台灣一分錢，全靠用「自己的方法」勞軍。而當時「第三勢力」在香港的領導層，也不乏號召力比蔡文治大得多的軍人，例如總司令級數的張發奎。
那美國的資源為甚麼這麼好騙，又為什麼青睞蔡文治？主要原因，就是蔡文治的太太吳佩琪是社交名媛，燕京大學畢業生，和末代美國駐中華民國大陸大使司徒雷登相熟（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學校長），這樣的關係網，在關鍵時候就起到關鍵作用。而蔡文治雖然沒有甚麼軍功，但英文流利，油頭粉臉（當時成為「貝貝將軍」），二戰後成為國共與美國短暫合作談判的參與人，近水樓台，就說服了美國自己是「黨國要人」。
蔡文治的「第三勢力軍隊」騙局被拆穿後，乾脆移民美國，繼續得到美國政府信任，獲聘請為美國國防部顧問，一做就是二十多年。期間他能夠提供怎樣的「國防建議」，大概也可以想像一二。
美國對他仁至義盡，而蔡文治從美國國防部退休時已經差不多七十歲，理應安享晚年。想不到他還是不甘寂寞、乃至對自己「大才小用」深深不忿，覺得自己依然大有可為。結果退休後不久，反共幾十年的他，居然忽然徹底變節，決定接受中共統戰，訪問中國大陸，成為「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負責統戰台灣接受中共領導之下的「統一」和「一國兩制」，甚至公開發文，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招降，而被昔日同路人極度不屑。
對中共而言，最好用的就是蔡文治這類「人才」：總算是有一定歷史、履歷，而又喜歡身份地位，當他在香港、台灣、美國的利用價值都「歸零」之時，就可以人棄我取。蔡文治也知道以他的背景晚年投共，而又要得到好價碼，自然需要「去到最盡」，於是雙方就一拍即合。
每次讀到他的故事，像這種介於中間「第三勢力」的人物，總是感到似曾相識。這種似曾相識，相信大家都能在《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找到。
＊作者為國際關係學者，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專任副教授。本文選自《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柴宇瀚著∕一八四一出版）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