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會改革法案的紛擾中，另一個攸關全民日常的法案也逕付二讀通過。公糧收購價格在多年未調漲的情況下，一下子計畫收購的價格從26調整到34元。在現行公糧制度幾乎已被產官學界一致討伐之下，此一漲幅顯得特別突兀。而此一漲幅也引起了前農業部長的隔空喊話，認為此一舉措會讓臺灣農業倒退20年，並洋洋灑灑在其個人臉書上，羅列各式統計證據來佐證其立場。然而，這些統計數據，等同真實世界的再現嗎？筆者2015年起即於東臺灣幾個重要的穀倉鄉鎮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並持續關注於臺灣東西部稻作農村的發展差異；希望能從農村現場觀察與農民角度，重新為冰冷的統計數字賦予新的詮釋路徑。
在陳前部長的臉書中，指出「公糧價格提高反而可能會造成產地產價格下跌、政府支出大量增加、水資源大量消耗等問題。結果是農民收入無法增加，且又會影響到雜糧的種植和糧食自給率，對國家帶來的成本遠遠大於其可能的利益。」
然而，實情是歷史上從稻米公糧保價收購之後，各地糧商基於實務考量，稻米市價基本上會刻意低於公糧價格，因此，公糧價格幾乎一直是臺灣糧價的天花板，僅有少數花東鄉鎮才於近十年來突破此一限制。
然而，公糧價格提高後是否會造成農民搶種以致於市場糧數量暴增？從制度上來看，現行公糧繳交有一定規則，並非所有農地都具備繳交資格，且每公頃農地於一、二期可繳交數量都有明文限制，反而是特定狀況下，才會有無限量收購的情況，而陳前部長正是最近一次（2019年）開啟無限量收購的政務官，而當時無限量收購的論述是「水稻能帶動2千億社會效益」，讓人不禁有昨是今非之感！
其次，有關水稻栽種的水資源消耗論述，是個明顯的誤區。因為水稻栽種固然需要大量的水資源支撐，但是水稻栽種的同時，也涵養了地下水的補給，大面積農地配合稻作生長而有的蓄水，實際上也有利於地方微氣候的調節。近年來，因各式科技園區林立，特別是台積電等積體電路廠商的用水用電規模，才是導致臺灣水資源近年來瞬間吃緊的主要因素，但台積電於臺灣全體國民而言，除帶來諸多環境上的負面效應外，其所積累的經濟效益是否有進行公正的再分配，還有待更多檢視。
第三，有關雜糧種植與糧食自給率問題。由於臺灣稻米過剩問題存在已久，休耕與轉作一直是政府努力的重要方向，並期待以雜糧轉作彌補現行需求。但實際上來看，若說臺灣的水稻種植平均成本高於國際，那雜糧的種植成本更是天價，加上臺灣整體氣候並不適合雜糧種植，即便各式獎勵政策推行多年，本土雜糧在價格上仍不具備競爭力，收益也不如稻米。筆者曾於東部考察過幾種雜糧作物的種植，多數水田目前主要以裏作方式（兩期稻作間隙）進行雜糧種植。在收成上，由於氣候條件普遍不適合，農民栽種上也相對粗放，收成多半有限，甚至有農民開玩笑說收成差不多都餵鳥吃而已。因此，目前臺灣本土雜糧的栽種，更是在高度補助下所支撐，以環境生態的利用來看，臺灣最適宜種植水稻，且具備高度成熟的產業鏈，適地適種不是才是農地最好的利用嗎？況且臺灣糧食自給率僅有三成左右的最大因素，一部分是來自禽畜飼料的大量進口，以當下臺灣雜糧種植面積來看，幾乎很難有所翻轉。而是更應該積極應對臺灣食米量下降的主因到底為何？將稻米的利用與米食的形式多元化，賦予其新時代的文化價值意涵。
第四，公糧收購加價無法增加農民收入嗎？臺灣的公糧收購價格幾乎為稻米市場的天花板，長期沒有合理調整的公糧價格，幾乎已將稻農耕作利潤壓縮至最薄。於西部稻作農村的耕作生態而言，越來越多老農由於農地利潤不足以吸引第二代接手，而只能期待依靠種電或地目變更來獲取晚年生活的保障；即便也有老農辛苦守著祖產，但因許多第二代與農地連帶疏離，而在老農過世後急於將其脫手。於東部來說，縱使大面積的專業稻農越來越多，但在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擠壓，與農地收益日薄之下，農地搶租情況嚴重，不少地方的地租已直逼或超過三七五減租的行情（即地租超過收成的37.5％）。在臺灣歷史結構下所造成米糧收購的寡佔市場，唯有透過合理的公糧價格才能帶動地方米廠或糧商，以提高市價來跟農民收購公糧之外的市場糧。公糧問題於當前的關鍵之處，主要在於能否精進質量，進行分級收購，而非以產量為指標的「及格」心態即好。
第五，當前農業政策的統計誤區。目前由於臺灣積極想要加入各類區域自由貿易組織，在國際規範下，公糧作為一個高度介入市場的制度，而受到諸多檢討。然而，目前政府所施行的稻作四選三、稻米收入保險及大區輪作成效，從農村實務上來看，恐怕並不如統計數字那般漂亮。理論上來講，推行「稻作四選三」及「大區輪作」的政策論述，主要是為了減少市面上流通的稻穀數量，以促進糧價的提升；但實際上更關鍵的因素，是服務於工農競爭下水權不足的權宜之計。但即便如此，在整體稻穀數量下降的同時，穀價並未真正提升。據筆者觀察近幾年東、西部糧價，即便前些年西部大面積休耕下，糧價有時甚至不升反跌。然而，為何陳前部長卻能說去年（2023年）二期在雲林以北，可以開出每百台斤1500元以上的價格？實際是因去年收成前，西部稻田受到小犬颱風肆虐，造成稻米普遍歉收，因此較晚收割的彰化以北才有極少數案例可有乾穀（也並非陳前部長說的濕穀）1500元的收購價格。換言之，檢視臺灣稻米市場的低迷問題，「數量過剩」不是全部病因！因為在國內白米市場已長期不振下，近年來，高價的日本米卻開始搶佔都會超市的顯眼櫃位，這說明臺灣人不是對白米沒有興趣，而是有沒有符合其胃口？
第六、我們如何想像怎樣一個飲食安全的未來？當前臺灣稻作農村的實作邏輯主要深受公糧制度的影響，而米糧市場也高度受到公糧價格左右；公糧制度長期實施之下，也形塑了地方糧商/米廠的區域寡佔結構，稻農幾乎完全沒有議價空間，但在臺灣汲汲於加入各類自由貿易組織之下，公糧制度成為眾矢之的，官方也亟欲以水稻保險制度，作為保障稻農的替代方案。但實務上來看，這是另一種對於稻農生產風險的剝削，因為光平均20％的災損如何計算？就是一個大問題。各地土質、微氣候的差異，就可以使同一鄉鎮的產量差距極大。相較臺灣在稻米政策上的消極心態，日本將其稻米視作國際談判的聖域而予以保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20世紀初期的米騷亂之下，日本人深深意識到保障一國糧食作物之重要性。而位居孤島的臺灣，是否具有同樣居安思危的意識呢？除了休耕轉作，我們能否有更積極從生產、流通到消費層次的進擊思維，讓臺灣這片適宜稻米生長的土地能保有其天性，也確保臺灣的米糧不論在量上或質上都能享有基本的「飲食安全」？另一方面，好的制度保障，才能留住農村的下一代，也才能確保健康發展的城鄉未來！
＊作者為台灣大學人類學博士，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