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洋的使命：透過資訊科技及私有化平台推動社會動員
因此，國際媒體偏好的敘事框架：將選舉描繪成台灣面對中國極權威脅的存亡關頭公民投票，完全是用來掩飾明擺著的現實情境，也就是 60% 投給民進黨以外兩黨的選民都對執政黨的貪腐、失能，及日益加劇的社會貧富極化感到高度反感。在這塊投票者之中，將近一半是拒絕兩大黨而支持民眾黨的年輕選民。如此一來，這些兩大黨以外的選票間接揭示了那些仍佔多數的選民的真相：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堅守兩大黨。實際上，現在這些選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數位部落主義所決定的，也就是他們的政治參與是透過情感的二元對立來衡量，我族與非我族類、我喜歡的與我不喜歡的。對實質性議題的冷感與不成文共識的浮現都可以被視為這種媒介化的徵狀。
儘管分析聚焦在總統大選的當選者，但從相對而言較為邊緣的現象展開思考，某種程度上反而更具啟發性。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首次（以比例投票方式）選出以打擊假新聞為專業的立法委員，並且其擔任美國大型政權更迭機構指導委員會成員（見後文詳述）——沈伯洋博士是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第二順位的一位年輕犯罪學學者，也是兩個公民社會組織的創建者。這兩個組織，放在一起看待，恰恰共組一個完整的人口治理體制，而在當今自由民主社會所經歷的重大歷史轉型中，該體制乃位於核心位置。一方面，他的「台灣民主實驗室」是台灣致力於研究、對抗假新聞（僅限來自中國的）的最重要公民社會組織之一；另一方面，他的「黑熊學院」成為台灣近幾年蓬勃發展的私人民防公司及軍訓中心產業的領頭羊之一。雖然過度渲染單一個人的重要性有誤導之嫌，但沈伯洋的使命正彰顯出一種治理性的形式，也就是透過資訊科技以及私有化平台推動的社會動員，來實現新自由主義目的：人口治理。能使得沈伯洋之流在國會中佔有一席之地，台灣這場選舉可以被視為這個機制運作模式的一次重要實例。
在競選期間，所謂的「疑美論」成為包含國民黨、民眾黨、以及民進黨三大選舉陣營間的爭議焦點。儘管各黨派的支持者對此進行了激烈辯論，然而針對這些理論的辯論基礎是由諸如沈伯洋的台灣民主實驗室及民進黨周邊「泛綠側翼」主導性地預先決定，這些組織出於實際目的，在台灣安全議題上主宰著公眾討論。「疑美論」的主要功能之一，即是在性質高度複雜的現象中創造出一種同質性，諸如在美國壓力下開放萊豬進口、美國參議員「戰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的爭議言論。這些泛綠側翼的相關公民社會組織，諸如台灣民主實驗室或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在面對這些現象時，不去展開直面美國屯墾殖民主義歷史（一個台灣媒體鮮少討論的議題）或者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連環危機的討論，而是以文謅謅的神秘化策略來回應。以內神通外鬼所執行的資訊操作來解釋當前的總體危機，他們的工作並未釐清演算法治理與資訊科技帶給現今民主政府的挑戰，反而是使其更加神秘——更不用說那些錯綜複雜的難題：創傷歷史、帝國衰退背景中幽微的國家力量、瓦解中的跨國帝國統治菁英之間那些越發暴力而出人意料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