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路徑或其後果並非無可避免。去年，拜登政府將備受詬病的《財政責任法案》（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轉化為法律，如果沒有這項法律所規定的支出限制和政策調整，今年的赤字實際上會更高。從更廣的範圍來看，過去經常發出的關於債務增加會引發危機的警告被證明毫無依據。甚至有一種經濟理論（現代貨幣理論）認為，根本無須擔心債務的後果，因為控制本國貨幣的國家總能創造出更多貨幣，因此永遠不會破產或被迫違約。
不過，如果回顧歷史，我們便會發現不可能高枕無憂。「即使一個國家發行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即使一個國家是地緣政治主導力量，也不可能據此擺脫困境，」布希研究所—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經濟成長倡議（Bush Institute-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Initiative）主任庫倫·克拉克（J.H. Cullum Clark）說。「這些國家確實會失去這種地位。」
克拉克曾撰文論述與債務和國際影響力有關的歷史教訓，他指出，羅馬帝國是早期的警示案例。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的領導者在建立起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後，開始為帝國的行政機構和軍隊大舉支出。為了負擔由此產生的債務，國王們讓貨幣貶值，從而導致了高通膨。這削弱了羅馬帝國的穩定性和防禦力，導致其在五世紀滅亡。
西班牙在新大陸站穩腳跟後，開始向國外大量借貸並徵收重稅，為其軍事冒險和跨越全球的帝國擴張提供資金，最終喪失了歐洲最強大國家的地位。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書中審視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歷史，他們指出，西班牙「僅在19世紀就違約七次，而在先前三個世紀中僅違約了六次」。
法國也走過差不多同樣的道路，並頻繁發生債務違約。最終，凡爾賽宮無度的借貸和揮霍導致王室深陷泥潭，削弱了工業生產能力，造成財政危機，並最終導致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
中國的清朝經歷了類似的周期，並遭遇了相似的命運。中國在清朝時期是世界領先的經濟強國，但到了19世紀，支出和外債導致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使持續發展受阻，由此造成了破壞性後果。
英國的例子也許最有說服力。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是世界上疆域最遼闊的帝國，但隨後戰爭支出，包括鎮壓美國革命的支出產生了巨額債務。英國的實力後來有所恢復，但到了20世紀，英國便無力再負擔維持帝國治安所需的陸軍和海軍，也無法再為快速成長的社會服務項目提供資金。債務開始擠占其他投資，經濟的疲軟削弱了英鎊。英鎊不再是世界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大英帝國很快開始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