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儒家取得院士之難
楊儒賓教授當選了中研院院士，昨晚消息公佈時，是我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先通知我。我看到新聞，非常高興，也感到有點意外。畢竟，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都沒有得到中研院院士的頭銜，那楊儒賓老師算是第一個做「中國哲學」而在台灣得到最高肯定的新儒家學者。錢穆先生、余英時教授、王汎森教授學術深厚博大，得到中研院院士順理成章，不過他們的專業領域都歸屬於「史語所」。而錢穆取得院士的資格，比提名時間（1948）晚了二十年，直到1968年才取得，此與錢穆本人的捍衛中國傳統思想的觀點有關。五四時期，以胡適為主的陣營取得了勝利，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強烈的批評，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對中國傳統進行了「妖魔化」，進而提倡西方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以圖改革中國社會政治，擺脫中國被列強入侵、積弱無力的命運。雖然，後來余英時、張灝等學者都提出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中國傳統，而是對其作出重新評價，但五四時期那些極端的批評，早就深入當時中國理想青年的內心，胡適在早期幾乎把過去中國文學的傳統推倒：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以「死文學」一棒頭打中國傳統的文學——除了胡適所肯定的「活文學」，那些用白話寫出來的小說等。
對中國文學尚且如此，更不要談「中國儒學」的命運了，吴虞的〈吃人與禮教〉，以魯迅的《狂人日記》作開頭，最後在文末激情洋溢大喊：
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什麼「文節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設的圈奪，來誑騙我們的！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這種煽動式的文字，最容易引起血氣方剛年青人之共鳴。青年人還沒經歷現實種種考驗，沒有深沉性的生命反省，但擁有對理想的浪漫激情，一心要改革社會，他們的生命力往往更傾向於浪漫主義式的想像，流於「兩元對立」的思想框架。西方現代精神是自由民主，是我們新時代需要的；中國傳統思想就是腐朽不堪，需要被打倒。
即使後來胡適等人的立場有所轉變，對中國傳統文化變得更為溫和，肯定中國傳統某些的價值，但他們在五四時期對「中國文化的全面性否認」所造成的影響力，已不能挽回。後來共產政權在大陸成功，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是連根拔起式地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雖然說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但如果沒有過去五四的反中國文化論述，那文革也不致於發展得如此「理所當然」。胡適等人在歷史裡種下的「惡果」，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文明史裡，多多少少是不能逃脫責任。即使在當代台灣，仍有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帶有狹窄性的想像，當然此亦與台灣早年歷史有關。而曾經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中國文化」沒有被否定，此可能與過去「文化大革命」無法延伸到香港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