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如前所述，由於槍手是位白人男性，且目前已揭露的身分資訊實在距離民主黨人有一段距離，甚至還是位註冊的共和黨人，這點無可避免要限制共和黨的火力攻擊。如果這次槍手是拉丁裔出身，可想而知，共和黨與川普剛好能大炒一波移民問題；如果槍手是阿拉伯裔或穆斯林，那麼事件剛好能與美國校園的挺巴勒斯坦學潮相聯繫，遠在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還能趁機刷一波存在感；如果槍手是華裔，則能夠與中美博弈、反中鷹派的議程相契合。問題是庫克斯都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身分，這導致共和黨人無法在熟悉的領域大展拳腳，而是只能空泛指責民主黨塑造的選舉氛圍導致了暗殺，認為拜登不斷發表煽動性言論，即便後者在不久前的辯論表現實在慘不忍睹。
而類似困境也籠罩著民主黨。理論上來說，民主黨確實有機會從庫克斯的政治身分中獲益，尤其如果在後續宣傳上把庫克斯塑造成「熱愛槍械，精神失常的MAGA／右翼極端主義者」；問題是今天遇襲的並非出身民主黨的拜登，而是代表共和黨的川普，即便現場仍有平民遇害，川普卻是支持者心中的「美國救星」，其受傷必然產生鞏固共和黨基本盤的作用，恐怕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民主黨的政治操作，不論後者動員的是擁槍話題、還是極化政治。
換句話說，兩黨要藉這次事件召喚極化政治框架、極大化自己的選票利益，都存在理論上的可行空間，卻也必然要受現實中的「不完美犯罪」牽制：對共和黨來說，錯的是槍手身分；對民主黨而言，錯的則是受害者（川普）的政黨歸屬。
但即便如此，極化政治結構就像難解的槍枝分歧，還會在美國政壇繼續存在。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6月的調查報告，從1994年到2014年，民主黨與共和黨人對彼此持負面看法的比例，都大約增加一倍，民主黨中有27%的人表示共和黨對國家福祉構成威脅，共和黨中也有36%的人持反向看法。
皮尤研究中心的2024年5月調查更顯示，美國人的政黨分歧存在於各個領域，且有不斷深化的趨勢：只有38%的美國人認為兩黨的外交政策立場有共通點，其他諸如經濟政策（32%）、環境（31%）、預算赤字（27%）、移民（21%）、槍枝政策（19%）、墮胎（18%）同樣不樂觀。與2023年相比，經濟以外的前述議題數據都出現了下降（2023年調查未詢問經濟議題），例如2023年至少有54%的美國人認為兩黨在外交政策上有共通點，但這一比例在2024年下降到了38%，前述六個問題則總體下降了12個百分點。
當然，美國的極化政治成因複雜，除了內戰等久遠的歷史結構，美國近年的人口變遷、媒體生態系變化、經濟不平等、文化衝突，以及新冠疫情等重大突然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個國家的內部分裂，2021年的國會山暴亂便是一例，這次川普遇襲後的兩黨各自攻訐、支持者間盛傳陰謀論也是如此。
而這種政治環境，很難因為總統換人而改變，就像在現有的控槍分歧下，大規模槍擊事件也很難因為政黨輪替而終結。某種程度上，這次的川普遇襲似乎更像政治隱喻：在兩黨分歧擴大、各自動員基本盤的現實下，美國槍枝問題就像積重難返的極化政治，很難在現有環境中真正解決。這一槍當然有一定可能會提前打響川普的就職禮炮，卻也更加暴露美國政治中令人不安的陰暗面：選舉會有贏家，但國家的困境與分裂似乎沒有解方。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