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新研究與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先前的工作相呼應，威爾遜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撰寫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書籍和論文，重點關注芝加哥內城區貧困黑人居民的經歷。威爾遜提出了一個假設：在貧困的家庭中成長，會影響一個人的經濟前景，在人人都貧困的環境中成長，也會影響一個人的經濟前景。他還將此與就業聯繫起來，「居民貧困但有工作的社區與居民貧困但沒有工作的社區是不同的，」威爾遜寫道。
許多人現在認為，威爾遜對於窮人的洞見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范斯（JD Vance）在他關於美國小鎮的回憶錄《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一書中談到少年時期閱讀威爾遜著作時的感受：「我想給他寫封信，告訴他，他完美地描述了我家的情況。」
新的研究表明，威爾遜的洞見適用於全國各地，不分種族，也不分城市、郊區和農村。
「就業帶來的回報意義重大，」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戴維・格魯斯基（David Grusky）說。「顯而易見的是，就業為社區帶來收入，但就業還會影響人們對生活前景的看法。就業會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不過，柴蒂及其他研究人員提醒說，這項研究並不表明，就業是流動性的決定因素。舉例來說，婚姻和死亡率的變動也與流動性趨勢高度相關。
我們可以說，就業是讓齒輪開始轉動的原動力：其他經濟學家援用威爾遜的理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就業會影響結婚率和死亡率，不過，這並不表明普遍情況都是如此。此外，一些較難衡量的統計數據，如犯罪（全國各地對犯罪的報告、調查和起訴方式不一致），可能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這些作用難以理清。
柴蒂認為，父母就業率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能夠反映社區是否蓬勃發展。這可能是因為，有工作的成年人發揮著積極的榜樣作用，也可能是因為，在有更多人工作的地方，人與人的聯繫更緊密，亦或是因為，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發揮了某種作用。無論如何，在父母就業率更高的地方，貧困兒童的表現就是更好。
柴蒂還發現了一個令人振奮的現象，也就是黑人兒童的流動性在短短15年間大幅提高。因此，雖然如今的流動性似乎仍然受到歷史因素的強烈影響（比如在奴隸制一度盛行的南方地區），但改變完全有可能發生。
「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對這些由種族、階層和地區造成的機會差異感到擔憂——你可能以為，這種差異永遠無法改變，因為它是由長期因素造成的，」他說。「事實並非如此。」
因此，我們有可能制定社區層面的干預措施，幫助流動性受限地區的貧困兒童。無論就業率是否是影響機會的決定性因素，它都具有易衡量和及時的優勢，能夠提供早期預警信號，讓我們關注哪些地方的兒童可能面臨風險。
研究人員的下一步工作是，了解哪些干預措施能夠最有效地幫助身處低就業率地區的貧困兒童。父母就業率低，表明社區缺乏活力。柴蒂認為，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便能讓美國夢離每個人都更近一些。
責任編輯：李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