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運學者藤田孝典2016年出版《下流老人》一書，描述為日本經濟奮鬥一生的老人，竟有四成淪落為貧困的「下流老人」，向政府提出建言，希望能有所警惕和改善。此書短期間即暢銷50多萬本，引起日本社會關注與討論。隔年又出版《貧困世代》，指出支撐日本未來的年輕人卻無法過著理想的生活，只能痛苦地掙扎，堪稱為「貧困世代」，成為「下流老人的預備軍」。日本生活貧困的下流老人高達700萬人，派遣勞動的年輕人約900萬人，都處於貧困，證明日本是個貧窮國家，震撼日本社會。
下流老人有三個特點：(1) 收入極低，相當於「生活保護」(低收入戶)領取的收入的標準；(2) 沒有足夠的存款；(3) 沒有可依靠的社會孤獨者。雖容易辨識和查察，但他們隱身於各個角落，讓人輕忽下流老人的存在。
下流老人連帶對年輕世代造成負面的影響至深，看到高齡者已盡社會責任卻不能得到社會的尊敬，價值觀因而崩壞。而年輕世代薪資不高，擔心也淪為下流老人，心理不安而拚命存錢，消費欲望減退，景氣隨之持續低迷不振。因無力負擔教養下一代，大多不婚、不生小孩，更加速日本少子化。反觀台灣，情況類似如此。
社會灌輸的負面價值觀
日本社會普遍有著「不麻煩別人」的價值觀，自小即被灌輸「忍耐是美德」；讓貧困老人認命，不可太任性。申請救濟、補助時，常受到刁難，和台灣地方政府社會課承辦官員心態一樣。官方看待申請補助者如同福利小偷般，制度設計上重重條款予以防範與審核，而排除急需救助的貧民。
藤田撰寫《下流老人》的當下，由於日本政府財務艱困預算不足，不但無法追加反而還刪減了10%預算，使得部分原本受補助的老人，不再被認定為貧困，被排除在外。其實許多日本生活經濟狀況比較不佳的長者害怕親臨窗口和官員交涉，因此藤田主張「廢除申請制」，由政府主動查訪提供救濟才是正道。台灣社福團體或可參考，作為落實弱勢長者生存權的改革倡議。生存權堪稱是最原則性且最具代表性之社會權，日本和我國憲法都有「人民應享有具尊嚴的最低生活保障」的生存權。憲法載明的人權，為何得申請才能享有？作者在書中的這個叩問的確發人深省。
而此外，藤田在書中也提到許多弱勢長者無法入住高齡者照護機構，雖可申請公立「特別養護者安養院」，但因床位稀少，最少得等待3到5年，甚至10到15年也不稀奇的狀況。自費老人安養院，保證金需要1000萬日圓(約220萬台幣)，每個月還要付20到30萬日圓(約4.4-6.6萬台幣)，直比台灣長庚養生文化村收取的保證金與入住費還高（單人保證金約25~34萬元(台幣下同)，入住費2萬~3萬4000元/月），弱勢長者怎負擔得起？照護床位需求殷切，卻遲不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