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藤田參與發起的「對抗黑心企業計畫」，對4700多名大學生進行問卷，67%的打工者曾經歷黑心事業打工。「黑心事業打工受害聯盟」向東京都勞動委員會檢舉黑心事業「溫野菜企業」剝削學生，每天工作12小時，商品掉在地上則要打工學生購買而被扣10萬日圓，辭職時還數落工作不力常犯錯，有時還被要求得支付高額損害賠償。事件被披露後，社會才知道黑心企業的惡行，打工學生得以從黑心監牢解放。
另一位加藤小姐，每月薪資約11萬日圓，扣掉房租4萬4,000日圓，生活費只剩6萬5,000日圓，每天餐費僅260日圓。為了治療焦慮症向福祉課申請補助，卻因為父母還健在無法通過審核，但父母自顧不暇根本無能力資助。後來由社工協助才得到補貼。藤田指控官員歧視弱者，若無社工或律師出面協助，很難通過審查。
台灣跟日本都存在「家人應幫忙」的神話，許多家庭父母和祖父母本身都過得很貧困，哪有餘力接濟，甚至可能是當事人的包袱，社政官員依法規就直接排除，讓貧困青年走投無路。
若政府認為年輕人只要努力工作就會有錢不需要支援，往往會輕忽青年貧困支援對策。但事實上，先進國家對青年支援對策持續增加，例如法國為因應少子化危機，提供大量公營社會住宅，讓年輕人安心工作；免除學費，充足職訓和執照課程。瑞典失業津貼和疾病照顧完善，年輕人不致有貧窮或病痛的精神憂慮。
日本的殷鑑 台灣應如何綢繆因應
現下25歲到40歲的台灣年輕人生不逢時，活在最衰的世代。多半教育程度高，每天努力工作，仍不見得就能脫離貧窮，常見愈努力愈拼愈忙卻也愈窮，政府對年輕人採取協助就業，不支援貧困的心態。薪資不如日本、韓國、香港及新加坡，不過是其薪資的一半或六、七成。同時，政府放任房價高漲，房租也水漲船高，不但力有未逮買不起房，恐怕未來連租屋子也感到吃力。生活難過而萌生放棄婚育，得過且過，處境宛如日本貧困世代。
不論弱勢長者和貧困世代都需要生活援助，若能及時實施「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制」，針對國民個人普發基本生活所得，保障每位國民的生存權，消除現行社會安全網重重評核成本，強化社會安全網絡，相信可望解決貧困問題。
正本清源，必須先充實財源，只要取消對富人過度的租稅減免，並課徵資本累進稅，調高消費稅率至10%，略高於新加坡的8%，與日本10%相當。總計約可增加近一倍稅收，從目前的2兆5000億元增加到4兆多元，就足於開辦「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制」，甚且有餘裕健全照顧體系，完善社會安全網。
＊作者為反貧困聯盟召集人，原載於《法浮報報 貧困觀測站》，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