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政壇沉浮多年，一次次敗退與回歸，所賴惟有聲譽，而逐漸轉變的卻是其從「刺殺者」與「被刺殺者」的角色錯位，隨著對日抗戰爆發，日本在華推動「和平運動」，汪政權成立，相信藉由「與日本合作，總比它直接掠奪更好」，積極推動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但也因為日本無法踐履民族平等而感到失望，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後，據說汪曾對其長公子說：「若中國還能有救，只有希望我是身敗名裂，而我們的家是家破人亡。」正如其晚年所寫之詩，「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嘅不須驚，尚存一息人世間，種種還如今日生。」
「大疫、蕭條、通脹、義憤、暗殺、戰火、逃亡——不滿的強權試圖透過暴力擴張來消弭內部的危機，而絕望的弱者用極端的手段進行反擊，我們今天的世界又迴蕩著1930年代的不祥迴響。」楊治宜之作並非強調黑與白的對立，而是呈現在異國占領的刺刀之下，人時時刻刻都必須做出兩難的抉擇。
也許是預見了身後的罵名，汪精衛在病榻上吩咐家人和從者不要整理發表他的言論文章，只希望自己的詩詞能夠得以出版，流傳後世。汪精衛試圖透過詩歌為後世所理解。在《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中，作者楊治宜將不同的方法論融合，包括細緻的詩詞詮釋，援引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檔案，以及回憶錄、歷史期刊、報紙、訪談與其他學術作品，是第一本以批判的角度與對人性同理的立場，對汪精衛生平與作品做出了最深刻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