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圖書館，就變成「圖書館的公有財產」，在地方圖書館自治條例新增其政策。
這會導致什麼結果？就是每個公有地業種不一樣，就要盡可能地修自治條例。有的業種可能本身中央法就很完整，該設施本身不需要自治條例。
就為了綠地，新增一個自治條例，特別訂綠地條款，但是其他的條例都是中央法規照搬的，這方式把所有地方綠地去做有效管理都難，光是建立法規的部分，每一個設施都要有自治條例，再加綠地條款，拿到議會審議，想到就很耗日費時，行政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上述情形，會讓地方政府拖延修法的要件，甚至等到發生重大社會事件才會去改動，像是台北市中山北路因褐根病，導致樹倒壓死機車駕駛的意外……《台北市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於今年（民國113年）五月才重新修法，但上次修法已是12年前之久。
那能不能把該縣市的綠地歸納做一個「綠地自治條例」？不行，回到中華民國的《地方制度法》的自治事項，只有「公園綠地」！而且還是「地方的」公園綠地。
也就是說，今天把《地方制度法》改為只要綠地都要地方自治，那還是只有地方的綠地，國有地，那就像是被放逐的難民一樣，沒有任何法治管理的標準。
綠地可以自治嗎？
然而，我們的中央官員在面對綠地，還是一如既往地說：綠地是地方自治。
筆者向立委、中央主管機關陳情三次，即使《地方制度法》規定不一樣，都是這個答案，都很自以為全部都是自治的！而《地方制度法》僅將公園綠地納入自治，始自民國85年（西元1996年）公園綠地草案的定義，到民國89年將公園綠地改為地方自治，並納入《地方制度法》之自治事項。
有的官員提到的時候．還因此沾沾自喜地告訴筆者：「如果中央去制定標準，就變成什麼都要管或是中央能制定的標準有限，鞭長莫及。」
有的官員還自顧自地舉例說：『從自治改成委任，為綠地管理定法規，那是不是樹被砍了都要找「內政部」？都要找「林業署」？』
所以中央政府制定的任何法律，都是中央機關處裡個案嗎？委任難道不是中央訂法規標準，地方有裁量執行權，只有在地方對法條有爭議的時候，會回函詢問中央的解釋，但是執行還是地方處理嗎？
中央法律規範要多詳細？全國的法規，必然是各縣市「最基本的核心價值」去統一標準，自治條例跟中央法規也不是零和概念，制定了中央法規，地方覺得不足、莫及還是可以訂立自治條例補充，何來鞭長莫及？
於是，必然有人會反問：為什麼不靠地方自治條例規範就好？綠地養護是需要樹木、園藝、景觀設計三者專業，皆須國家認證之專業職能，豈可只用地方自治？醫療行為可以沒有醫療法，讓地方去自治嗎？營造可以沒有營造法，讓地方去自治嗎？你能接受台北市的醫療品質跟台南市不一樣，就因為自治法令不一樣，沒有全國統一的法規？
如果綠地法規只用自治條例，中央法律沒有法源規範，連定義都沒有：可想而知，這樣的自治條例規範程度有限，尤其是行政罰緩與強制行法令會有諸多保留，無非有社會事件才會重新修法。
看到這裡，一想到官員們在會議上的發言：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結論：永續經營v.s食古不化
近年來，台灣的產官學界皆提倡ESG：目的讓環境保護與企業責任結合，去做永續發展的連結。但筆者有不同想法，無論企業還是個人，若做不到將環境保護的概念，帶到生活中實際應用：例如節能減碳，就會想到隨手關燈、文件電子化（不用紙本），更難以達到永續發展。
相對來說，一個國家若要倡導ESG，與其到各學校、機關辦各種研討推廣，用過時的法源定義去高談闊論；不如把政策聚焦在人民對環境保護的生活需求做改變，更能相得益彰地達到永續發展的願景。
＊作者為綠地養護修法的倡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