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茉莉芬遭害的人數雖然相對不多，而且大部分遭到羈押的印尼共產黨員也在不久之後即獲得釋放，這起事件卻大幅加深了印尼共產黨和軍方還有馬斯友美黨之間的分歧。除此之外，茉莉芬事件也在其他方面為一九六五年的暴力奠定了基礎。舉例而言，陸軍為了鎮壓茉莉芬的印尼共產黨人，採用的手段就預示了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做法，包括就地處決（見第五章圖片），以及不經起訴或審判即加以監禁。如同伊斯蘭之域事件，陸軍也動員地方民兵協助辨識、羈押以及殺害嫌疑者。這起事件並造成差異極大而且深富政治色彩的歷史敘事，對於政治辯論的影響與煽動一路持續至一九六五年。一方面，印尼共產黨及其盟友堅稱茉莉芬事件是受到「挑釁」所造成的結果，而那項挑釁乃是出自共和政府及其帝國主義盟友的設計，目的在於引誘印尼共產黨落入圈套，藉機消滅該黨。另一方面，印尼共產黨的反對者，尤其是馬斯友美黨，則是把茉莉芬事件視為明白展現了印尼共產黨的狡詐不忠，而且也是一項警告，顯示該黨自甘為外國利益服務，因此絕對不能受到信任。實際上，在一九六五年的疑似政變之後，印尼共產黨的反對者就立刻緊緊抓住茉莉芬事件的這個歷史版本，作為該黨對國家不忠而且懷抱顛覆意圖的證據。那些人士把一九六五年的失敗政變稱為「第二次茉莉芬事件」，並且歸咎於印尼共產黨，從而堅持這次必須把該黨徹底殲滅，以防他們再度造反。
在這些鬥爭當中勝出並且存續下來的立場，是蘇卡諾與共和主義運動所主張的世俗民族主義模式。這項模式以及其所尋求採取的妥協，即表達於蘇卡諾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寫下的「班查西拉」（Pancasila；建國五原則）這項國家意識形態或者國家哲學當中。23此外，蘇卡諾本身也在民族革命之後成為國家英雄、總統，以及互相競爭的政治勢力之間不可或缺的調解者。在這樣的環境當中，陸軍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時的陸軍比起一九四五年遠遠更加強大、更中央集權，意識形態也更具同質性。相對之下，左翼與伊斯蘭主義勢力經過民族革命之後則是遭到削弱，政治上也有所妥協。不過，這些勢力並未消失，其支持者也把獨立之後的時期，視為擴張權力以及從失敗中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作者傑佛瑞．羅賓遜（Geoffrey B. Robins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殺戮的季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大屠殺史》（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