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城案」發展至今，衍生了若干有趣的問題：其一，圖利罪該不該取消？其二，「偵查大公開」要怎麼處理？其三，如何杜絕「押人取供」？
首先，我們要斷念於台灣有「司法獨立」之可能，談以上問題才有意義。
台灣司法不可能獨立於政治，或意識形態，價值觀，畢竟它必須寄生於政治權力，受控於社會建構，真正的獨立，或寄希望於司法「自律」絕無可能。因此，我們只能期望「損害控管」，別妄想根絕病灶。
白話說，任何解藥都只能緩解疼痛，腫瘤不會消失。
圖利罪該不該取消？我認為不該，因為問題不在於圖利罪法條，而在於司法濫權。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真要入人於罪，沒有圖利罪，也還有其他罪，多得是濫權工具致人於死。少了圖利罪，開心的是貪官污吏與不肖商人。
至於「偵查大公開」與「押人取供」的問題，黃國昌提議在刑法中設立「司法不公罪」，這就有點意思，因為台灣檢察機關狀似不受節制，以及法官的過度自由心證，向來為人詬病，以刑法入罪，確有可能減緩社會疼痛。
然而，誰來監督司法權？我認為答案並不是立法權，不是監察權，更不是行政權，而必須是由法律自身來監督司法。
從歷史角度看，明朝東廠是怎麼來的？答案是為了監督錦衣衛而來，那西廠又是怎麼來的？答案是為了監督東廠而來。不斷疊床架屋的政府機構，並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沒有減緩疼痛，因為每一個新機構都存在根深蒂固的濫權文化。
「偵查大公開」與「押人取供」是嚴重侵害人權的惡行，看執政黨「眼色」選擇性揮刀更是惡劣，而這現象看似無人可管。那麼，有沒有現行法條限制呢？有的，例如前者，在社會壓力下，北檢不得不分他字案，以「洩密罪」調查自己。
問題是，自己辦自己，白痴才信你。
這意味著，不是法律自身限制司法濫權完全沒用，而是法條不夠完備，最起碼，「洩密罪」應明令其他司法單位調查北檢洩密。這便可藉由修法，並在「司法不公罪」中予以補強，嚇阻濫權。
至於「押人取供」，除了檢察機關，「共犯」還有法官。在同一條件下，做出相反的羈押判決，法官的自由心證好似無邊無際，愛怎麼判怎麼判。
羈押也有現行法令規範，不是全無限制，但顯然規範不夠嚴謹，後果不夠嚴重，致使法官與檢察官都不怕濫權之後果，因為沒有什麼值得警惕的後果。
對於羈押之條件，除了增加限制，還要用刑法制約司法人員。舉例，如若羈押偵辦後，仍無直接證據足以進入審判程序，或罪證不足以入人於罪，檢察官與裁定羈押之法官就要承擔入監風險，想毀他人之一生，就要拿自己的一生來賭。
日本司法案件的定罪率之所以高達99%，就是因為檢察機關之偵查幾近滴水不漏，證據不足不輕易起訴，一旦進入審判階段，法官自由心證的空間也就很小。換言之，司法人員辦案，本來就應設立高門檻，而不是妄想他們會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