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0日憲法法庭以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宣告死刑有條件性的合憲後，又勾起社會重大矚目刑事案件之被害者家屬對於司法公正性的質疑，此次釋憲已是繼司法院釋字第194號解釋（1985年）、釋字第263號解釋（1990年）、釋字第476號解釋（1999年），第4次的違憲審查，審查結果雖然字面意義為合憲，但其所附加的條件限制，可能致爾後判死機率幾乎困難重重，事實上已是「假」合憲「真」廢死，無怪乎蒙受刑事被害等弱勢家屬遲遲無法平復滿肚委屈，社會上也充斥著對於不公平的抱怨。
從死刑釋憲案的過程及結果，讓吾等想起在社會不對等的組成結構中，弱勢團體或被害者在權力不對等的組織階層中呈現的無助、恐慌及緊張，依照批判犯罪學派之觀點，法律是政治的工具，也是造成貧富不均的原因之一，舉凡統治者之於被統治者、管理者之於被管理者、支薪者之於受薪者而言，只要有上命下從、階級（層級）服從、官僚體系等特徵之場域，往往控制者之於被控制者間之權力，呈現強勢與弱勢間差異性的不對等狀態，當此狀態下所肇生之犯罪事件，有時被害之一方或已隱忍多年，或甚至早已逾越告訴時效，所呈現的犯罪共同特徵為：一、犯罪黑數高，被害者可能並非單純一人；二、被害者與加害者間，已長期處於極不對等之地位；三、被害之一方勇於揭弊後，反而往往經加害人提起告訴（常見類型為誣告、毀謗或公然侮辱罪），反而成為被告。
第一點的省思，所應探討的是犯罪黑數的成因為何？為何受害者無法於第一時間，趁證據的新鮮性主張其權益？提醒吾等已擱置許久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是否應該振作？另，第一點的原因也與第二、三點連動，所謂「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在過往刑事訴訟程序中（先屏除檢察體系介入後之狀況），告訴（發）人必須提出基礎證據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但我們從類似#MeToo運動中，發現當被害者與加害者間，呈現資源極不對等的社經地位時，此時被害之一造尚須負擔舉證之責，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在不對等地位中偏向弱勢一方之被害人，此舉證型態即有如程序制裁，到底誰才是「應罰者」？
更弔詭的是—做賊的喊抓賊—當加害者反利用訴訟程序對受害者「施暴」時，舉證責任仍落於受害之一方，渠等尚需不斷回到原始揭弊階段的澄復，方能解消加害者的訴訟報復；對受害者而言，可謂已是「傷害後的傷害」；從法治國的批判視角以觀，在強化弱勢或被害者權益的改革發展歷程中，面對犯罪事件的受害人需求，舉證型態竟仍滯留原地，竟顯得如此單薄。
在聖多瑪斯正義觀的論點中，正義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義，如何將公共事務（公益, common good）適當的平均分配予個人，但在分配過程中勢必無法完全平等；然而，在不平等的情況下，要以適當的比例，分別為不平等的對待，方符合分配正義的原則。在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過程中，當二者間資源、權力處於極不對等之際，被害人立法政策是否得思考透由舉證責任之「分配」，倒置轉換至資源、權力優勢之加害者一方，反證明被害之一方所述為非，或許既可節約訴訟成本，亦符合社會正義之公益期待。
＊作者為大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