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9 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發表講話時宣稱必須做出「明確而緊迫的抉擇」，因為世界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我們面臨著世界決定性十年的到來—這十年將真正決定我們的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對著同一群聽眾，似乎也回應了這一觀點，他宣稱「世界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在這場以中美競爭為中心的全球競爭中，利害關係和替代方案是既確定又明顯，同時重大且迫切。人們有著明確的路徑和捷徑，可以讓中華博弈有效、安全，而且很可能快速、和平地達至比較理想的結果。然而，這場博弈的實際結局既不確定，也不能保證，因為太多參賽者各有其既得利益、無數想法、不同理想和堅守的信念；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的錯誤和不幸從不少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中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超高賭注、超高風險全球競爭，考驗著並將持續需要更多的智慧、遠見、意志、能力、資源和運氣，來塑造人類文明的未來。
1993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Robert Fogel）在二十一世紀初寫下了他對未來世界的預測：
我們不應該害怕未來，（⋯⋯）我對未來六十年的預測包括人們壽命更長、更健康、糧食供應更充足、住房和環境得到改善、更多人獲得更高水平的教育、物質和精神不平等的縮小（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亦然）、薪水更高更彈性的工作、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更緊密的家庭有更多閒暇時間在一起、更低的犯罪率和貪腐率、以及各民族和種族之間更加和諧。（在預見中國價值即「權威、孝順和紀律」可能會在世界上崛起後，他認為美國）應該為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做好準備，或者學會忍受長期的文化和政治僵局。
名氣和權威都顯然遠不及福格的筆者，幾年後在2017 年出版的「中國三部曲」的第一卷中，試著提出了以下四種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情景：
第一種，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在政治和意識型態上進一步演變，成為一個更開放、更自由一些的秦漢政體，一個類似於十至十三世紀的宋帝國那樣的軟性開明的威權主義（如果還未變成有效的自由民主與法治國家的話），從而在西發里亞國際關係世界秩序下繁榮、強盛且長治久安。為此，北京將要重新解讀歷史，重新確定其世界觀，重新調整其戰略；透過體制上、國際上和意識型態上的充分保障，去克制甚至放棄其天下世界帝國的理想。
第二種，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回到毛澤東的革命政權模式乃至更甚，再次成為一個硬化的威權主義甚至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政權，透過重塑和重新安排世界來自求生存。（⋯⋯）毛澤東當年走過這條路但是遭到了慘敗。但是那些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致富和崛起強大的新財富、新技術可能為北京提供新的信心和資源，以及更多的實力、更聰明的詭計去再試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秩序可能會出人意料地得到統一世界的勝利，儘管它今天看來還是如此不可能，就像二十四個世紀以前秦國統一中華世界和七十年前中共奪取中國大陸的故事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