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國家，雖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卻在系統性地取消對行政權力的制衡，並對法律發起系統性的侵蝕。」（Francis Fukuyama, 2011）這是政治學者福山在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論及21世紀民主國家出現的病狀之一。
近期台灣陷入了行政與立法權的爭鬥（或許正確來說，是立法權單打獨鬥），從5月的「國會改革」表決爭議開始，到9月引發「退回政府總預算」的爭論，新國會前兩個會期已形成朝野間的嚴重僵局，不僅在野黨手段強硬，連總統都親自下軍令要求執政黨立院黨團絕對服從。
該現象從年初選舉結束就可見端倪，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狀況，導致民進黨政府無法像過去8年將立法院變成「橡皮圖章」，而三黨不過半的局面，也使新國會備受關注。然而，新國會不僅未帶來朝野間合縱連橫的新氣象，反倒形成肅殺的朝野關係。
筆者觀察近日政治現況，我國恐陷入「民主衰退與政治失序」，朝野缺乏妥協與共識，導致台灣憲政體制的問題逐漸浮現。執政者擁有過大的權力，手握行政以及司法、考試、監察的提名權，以及龐大的政府預算，導致民進黨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在野黨發動連環攻勢。透過媒體、網路資源，摧毀民眾對立法權的信任；祭出大法官釋憲意圖削弱立法權；動員群眾推動大罷免，進一步重回「完全執政」。
「閹割立法權」、「啟動大罷免時代」、「煽動民粹主義」就是民進黨摧毀憲政秩序的「三部曲」。若不急踩煞車，恐打造出「行政權巨獸」使我國走向「民主衰退」。
只有「行政擴權」而無「國會擴權」，民進黨意圖讓立法權更弱勢
一切的引爆點，從5月的「國會改革」開始。在國民黨、民眾黨聯手通過法案後，民進黨就發起群眾、媒體、司法的連環攻勢，發動「青鳥」包圍國會，搭配綠媒與側翼攻擊藍白；此後，總統府、行政院更接連的提起大法官釋憲，種種手段令在野黨接應不暇。
種種操作皆顯示，執政黨不願在「國會調查權」與「人事同意案」上讓步，導致行政權的削弱，於是極力反對「國會改革」，行閹割立法權之實。
在學理的討論上，大多討論「行政權擴張」，而非「國會擴權」的現象。行政權手握大量預算與官僚機構，更具有主動性及反應性；而立法權透過法案推行政策往往曠日廢時，導致立法權在實質上比行政權缺乏更多權力。20世紀以來，人民日漸依賴行政部門，放棄傳統「最小政府」的觀念，導致「國家機器」影響力更加深遠。
自始以來，立法權都是較為弱勢的一方。國會改革一直都是「賦權」，使立法者更具能力監督制衡政府「巨靈」（Leviathan），民進黨將「賦權」定調為「擴權」，利用後真相（post-truth）對全民進行認知作戰，意在降低民眾對國會的信任，壓制反對黨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