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普世主義會縮減成自我參照，將宇宙的完整性精簡為一個完美的相互指涉圓環（如前所述，此為帝國意識形態的必要反射）。乾隆帝在三希堂的珍玩櫃（與其身高相當）裡藏有一幅宋代名畫，畫中是一名學者正在欣賞自己的畫像，乾隆帝命人以自己的面容仿製此畫―堪稱是漆盒內的大型肖像畫與服飾玩具。同樣地，乾隆一朝的品味也較崇尚形式（最接近《盛京賦》對帝國思想的表現形式），而輕視功能；帝國工廠（編按：內務府造辦處）製造的花瓶並非真的花瓶，青銅器並非真的青銅器，劍也並非真的劍，還有許多花卉與蔬菜的仿製品。
乾隆時期的唯心主義應置於其遵循的脈絡之下（不妨這樣翻譯乾隆帝的宗教意識形態，這種唯心主義以完美的再現形式〔容器〕來表述普世的「海洋主義」〔oceanism〕）。順治、康熙與雍正朝的征服政權主要都在強調鞏固征服兵力、延攬新血、培養紀律與特定的忠誠，以及在新征服地區建立管理機制。為達此目的，清廷早期不得不將多種帝國表述同時納入治權，諸如資助出版計畫以顯現對被征服人群的興趣，並從根本上促進帝國文學、繪畫與建築多樣性。證據顯示特別在康雍二朝，最重要的中心思想是鞏固。如下文所論，他們戮力發展成融合性的統治菁英，在各地招徠當地領袖一起參與大清的征服事業。帝國成員的典型表述形式基礎，均是在順治、康熙與雍正時期所奠定。但乾隆朝對這些表述形式的極端操控可謂是空前絕後，永久留存在十八世紀中的大量文學創作與再創作中。
儘管乾隆統治的時間很長，但在其之後，皇權的提煉、聲音與受眾的巧妙搭配，以及相應的超然文化霸權卻沒有被完整流傳下去。前一章曾指出，從西藏民間傳說中汲取的帝國格薩爾贊助傳播至蒙古，為皇權增添了中心性且至高無上的形象。朝廷在十八世紀中葉並未在民間大力推廣格薩爾，以促進蒙古以外對格薩爾的了解，亦沒有刻意將其與皇室相連結。但在嘉慶朝（一七九六至一八二○年）之初，已有六十五座國家資助的關帝廟（其中也奉努爾哈赤為神），遍布甘肅、蒙古、新疆與西藏；雖然當時中國幾乎各地的駐防都建有關帝廟，但多數是靠當地香火所維繫的。而在蒙古、西藏與東北，關帝似乎也進入喇嘛教禱文的儀式中（在當地被稱作北方的佛祖，俱毗羅／毗沙門天）。這明顯就是當地自行套在關帝信仰之上，而非國家特別鼓勵，海西希認為，關帝／努爾哈赤／毗沙門天的混合也是在類似的方式下應運而生：嘉慶年間，蒙古香客前往東北的關帝／努爾哈赤廟時，自然而然會假設格薩爾是戰神融合的一部分，這樣就能解釋，蒙藏二地的關帝／努爾哈赤廟為何會普遍推行格薩爾相關的神祕薩滿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