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梁二人身為大清文學環境的繼承人，都能清楚地辨別何謂「民族」：須由可識別且持續的世系來區異，且需擁有歷史。兩人均採用日文的「minzoku」一詞來確立「民族」的概念，特別是創立新國家的漢人民族。
一八九八年，百日維新失敗之後，梁啟超放棄其「種族革命」計畫，轉而提出「保皇」運動，並提議君主立憲制。此一轉變的背後動機肯定十分複雜。梁啟超與光緒帝載湉不乏私人情誼，可能自覺對皇帝的命運負有某種責任。但在流亡日本之時，歷經部分的維新派遭到清洗與處決，讓其體認到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並非結果；自民權中將產生國權，從國權中將產生民族帝國主義，比起西方歷史，梁啟超認為中國將以更快的速度實現此標。
梁啟超自己有個歷史模型，更適切的說法，是個詮釋結構，以支持其對民族帝國主義的觀念；中國的「封建」時期，特別在東周一代，文化帝國主義的現代表現（modern manifestation）大幅提升了世界。在〈封建及其所生結果〉短文中，梁啟超解釋，東周的兩大現象是「文明影響的傳播與異族的同化」。我們不應認為此一過程到現在已成為中國的過去，它正在進行中，梁啟超即身處其中。「周家高掌遠蹠，投其親賢於半開的蠻族叢中，使之從事於開拓吸化之大業。經數百年艱難締造，及其末葉，而太行以南大江以北盡為諸夏矣。此種同化作用，在國史中為一最艱鉅之業，直至今日猶未完成。而第一期奏效最顯者，則周之封建也。」下一次最顯著的進展將歸功於民族帝國主義。
此處回溯王夫之的思想，畢竟其在蠻夷議題上，還不是十七世紀「異議者」中最激進的。漢人代表周遭民族的未來，部落文化的毀滅基本上仍符合人道。在擴張的過程中，系譜與系譜隱喻將穩定漢人的身分認同―為文明的擴張觸角定錨。清廷對本土、周遭或其他非帝國文化的官方政策的無情也暗示了這一點。此一理念明顯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泛亞洲主義」，以及梁啟超所接觸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特定解釋的強化。生物種族主義（biological racism）可作為強力的補充，讓梁啟超在壯年之時深信，唯有白人與亞洲人有能力產生文化演進。但最初的靈感仍直接源自清代的身分認同論述。梁啟超在道德轉型上的立場，其實遵循了雍正帝《大義覺迷錄》中的邏輯。
梁啟超認為，民族差異並非像過去與當今許多人所宣稱的那般亙古不變；《春秋》即明確指出，蠻夷是可以轉化的，改變蠻夷是文明化的核心過程。在一篇對西方廣泛發表的文章中，他將其所認為的孔子的真正教義，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其點出的「西方所謂民族主義」（what the West calls nationalism）的狹隘爭鬥、資本家對工人的冷漠無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報復性相比較。「在孔子教義研究者的眼中，人類的非異化（nonalienation）將是社會倫理的最低標準。」梁啟超的發言從未假裝自己能超越其強烈且持久的新經學假設，因此一論述，雖然極度輕蔑自稱「儒家」思想的整個時代，卻是雍正帝儒家鼓勵的異族統治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運動邏輯的延伸，其將君主立憲制、對非漢領土的帝國統治，以及道德認同的轉變作為其核心概念（同時將呂留良排除在梁啟超的意識形態來源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