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在諾貝爾和平獎（1989年達賴喇嘛和2010年劉曉波）和諾貝爾文學獎（2000年高行健）遭到中共宣傳機器的攻擊之後，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否也會成為其攻擊目標？
周一（10月14日），202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三位任職於美國高校（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獲此殊榮，他們是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 ）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
評獎委員會在新聞稿中指出，三位學者研究了體制或者制度是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的，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獲獎者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其中的成因：法治薄弱、制度化剝削民眾的社會為什麼無法帶來經濟增長或改善？"
這讓人想起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他最著名的制度論證是飢荒與民主的關系：人類飢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飢荒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
"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
約翰遜與阿西莫格魯曾合著《權力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曾合著《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十年前，後者曾在中國擁有大量讀者。
這本書認為，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最差組合當然是它的反面：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
本書開宗明義，從當年的"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談起。人民為什麼走上廣場？作者說："對埃及人來說，導致他們落後的原因包括一個無能且貪腐的政府，一個讓他們無法發揮才能、雄心和原創性的社會，以及他們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們面對的經濟阻礙，來自於政治權力在埃及由少數精英行使與壟斷的方式。他們了解，這是他們首先要改變的事。"
然而，作者指出，開羅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卻與主流思想明顯背離。跟中國的情況一樣，主流思想界總是力圖避開政治，更要避開倡議政治變革（那可能犯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是從地理、文化和領導人性格去解釋。
今天的中國政治黑暗，經濟困頓，主流思想界仍然更樂意歸咎於習近平背叛了鄧小平，而不是中共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