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渴望更大決策控制權的川普來說，無疑會成為內部的潛在威脅，尤其現在已是川普第二任期，為確保自己的權威性和決策一致性，同時希望各部門官員服從指令、而非採取獨立路線，川普極有動機排除「不可控」的龐畢歐，來建立一個更具團隊協作性的政府班底。
此外即便是在共和黨內，龐畢歐也具備一定的獨立影響力。作為福音派的堅定支持者，龐畢歐在宗教議題上與保守派群體關係密切，而這一群體也是川普的重要支持基礎。因此川普對龐畢歐的排除也可能是為控制黨內權力，希望在第二任期中建立更統一的黨內支持，確保政策推行不受阻礙。
再來是避免潛在的政治競爭。2024年大選前，龐畢歐曾被認為是潛在總統候選人，一度傳出考慮參選；到了共和黨初選階段，龐畢歐儘管沒有真的參選，其影響力卻依舊不容小覷，甚至對川普選情構成潛在威脅。
雖說根據美國憲法，川普無法再競選連任，但這並不影響他挑選黨內接班人、甚至從自己的家族姻親中遴選。從這個脈絡來看，川普可能也考慮到，如果龐畢歐在新政府中再任高職，未來就可能成為下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衝擊自己的「儲君接班計劃」，所以乾脆現在釜底抽薪，直接終結龐畢歐「更上一層樓」發展空間，來避免對自己與接班人構成潛在威脅。
龐畢歐與川普的外交分歧
而川普與龐畢歐的外交分歧，當然也是後者被「打入冷宮」的重要原因。
毫無疑問，龐畢歐在擔任國務卿期間展現極為強硬的外交風格，特別是在面對伊朗、中國以及俄羅斯時的「鷹派」姿態。他推動的「極限施壓」策略導致美國與伊朗的關係逼近斷絕，幾乎放棄所有外交接觸的可能；同時，龐畢歐推動的中國政策也被認為是在激化中美衝突。
當然，作為總統的川普對此不是毫無責任，但商人出身川普的雖然也對中國和伊朗採取強硬姿態，卻不排除在適當情況下進行談判，對俄羅斯更沒有如此敵視。因此，龐畢歐的極端鷹派路線可能與川普的務實商業思維有過衝突，暴露兩人外交政策的不易調和。
以中東衝突為例，川普中東政策的基本原則還是「減少投入」，也就是在不擴大軍事參與的前提下，將中東事務逐步「外包」當地盟友，包括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讓他們協助執行對伊朗的長期圍堵、壓制「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龐畢歐則更加咄咄逼人，特別是在伊朗問題上不遺餘力推動「極限施壓」。因此雖然「撤出中東」是美國的戰略大勢，龐畢歐的中東政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與川普的總體戰略存在矛盾，尤其是在確保美國國內資源和利益的優先順序上，二人的側重點其實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