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識韓女士描述的國家。」
二〇一八年新加坡駐美國大使米爾普里（Ashok Kumar Mirpuri）投書《紐約時報》，反駁我先前發表在該報的一篇文章，上述那句話是他的結論。我的文章描述新加坡與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如何在死刑議題上一搭一唱，並且有志一同將「假新聞」的相關論述化為武器。
米爾普里大使寫道：「韓俐穎的文章將新加坡描繪為一個威權主義的樂園，對政府的批評會遭到扼殺，毒品走私者則一律絞刑處死。」他聲稱我的說法背離事實，在新加坡「我們熱烈辯論各項議題，線上與線下都是如此」。
大使做了諸多反駁，其中以結論最讓我印象深刻。我猜想，新加坡政府既然如此保護自身的國際形象，大使自然必須配合發表這樣的言論。然而大使閣下也有可能是真心誠意，也許正如他所述，他認識的新加坡與我截然不同。
你我所見略同嗎？
每逢一年一度的新加坡國慶日，我們都會高歌「一個國家、齊心的人民、一個新加坡」，然而過去十三年來（繼續增加中）我愈是深入探索、研究、報導與寫作新加坡，我愈能夠發現—而且持續發現—新加坡是多面的：富人的新加坡、窮人的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客工（移工）的新加坡、華人的新加坡、少數種族的新加坡、掌權者的新加坡、異議者的新加坡。這些新加坡層層相疊，營造出各種經驗的集合與子集合，既相互交會又彼此分歧。
儘管人生與政治從來不是一清二楚，但人們往往習慣於二元思考，標舉競爭性的自由民主作為「自由」的模範，將威權主義想像為高壓極權的警察國家。新加坡讓這樣的二元想像陷入錯亂。新加坡兼具兩種體制的要素，而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感受究竟是自由民主抑或窒息威權，則因為身處的位置而有很大差異。
且讓我首先說明自己的出身背景。我是一個新加坡人、一個獨立記者、一個運動者。正因如此，我處於一個非比尋常的位置。我不是新加坡主流媒體的記者，因此不必面對為統治菁英守門的總編輯；我也不是為國際媒體工作的外國記者，因此不必倚賴政府當局定期更新工作簽證。我擁有新加坡公民權，政府不能將我驅逐出境，至少不能直接驅逐。我的新聞工作與寫作讓我有機會訪問身分地位形形色色的人，並且退後一步從更廣闊的視野來思考政治、民主與社會。身為一位運動者，我深度投入公民社會的運作—特別是死刑、刑事懲罰、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等議題；我也參與一群為數不多的新加坡人，一起進行組織、倡議與風險承擔工作。我聽取運動者與新聞工作者的怨言、閒聊與思考，這兩個群體的新加坡經驗與街頭巷尾的尋常百姓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