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在二〇一〇年投身新加坡公民社會以來，曾經報導過三屆國會大選，並且見證了多樁死刑案件歷程，其中一些死囚重獲生機，但絕大多數難逃一死。我曾經報導過多起示威抗議—或者說是新加坡標準的示威抗議，在警察局外面守候以追蹤當局對運動者「罪行」的調查；從藐視法庭到政府所謂的「非法集會」，這些「罪行」無所不包。我曾經三次被警方依《公共秩序法》進行調查偵訊：第一次受到嚴厲警告，第二次他們放我一馬，第三次調查偵訊的結果我直至二〇二三年六月都還在等候。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曾經透過新加坡警察部隊對我發出警告，原因是我五個月前的一則臉書（Facebook）貼文涉嫌藐視法庭。我上法院挑戰這項警告，結果敗訴，最後必須支付總檢察署八千新加坡元的訴訟費用。
我過去在媒體專題報導或評論、非政府組織（NGO）報告、我主編的通訊《我們公民》（We, The Citizens）撰寫過的案件中，一部分是關於政府如何調查或起訴運動者。例如范國瀚（Jolovan Wham），他招惹警方的「犯行」再尋常不過：拿著一張畫有笑臉的紙板拍照、舉行的論壇有一名外籍人士透過Skype參與—這件事讓他入獄。另一樁案件是西南巴萊（Seelan Palay）入獄，原因是他進行了一場表演，表演內容是他拿著一面鏡子走向國會大廈，在建築物外面靜默佇立。此外還有警方對運動者張素蘭（Teo Soh Lung）與鄞義林（Roy Ngerng）的住家進行搜索，理由是兩人在選舉投票日前一天（當局禁止競選活動）發布臉書貼文，因此違反「冷靜日」規定。我也報導過移工議題與勞工權利遭到壓制，最近的案例就是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一年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間，數千名男性移工被隔離在空氣不流通的宿舍裡長達數個月。
換言之，我見識過許多新加坡政府公關活動避而不提的事情。對於發生這些事情的新加坡，權力體制的成員聲稱他們「不認識」。
政治自由與定義新加坡的權利
「認識」一個國家代表什麼意思？誰的認識順理成章？誰的認識不具正當性？誰的經驗能夠界定新加坡是什麼或者不是什麼？
我們對於新加坡的觀察或認識受到自身背景與立場的影響。對某些人而言，這個城邦的體系頗具吸引力；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它猶如一場壓力沉重的夢魘。許多人處於中間地帶，一方面很享受現代城市帶來的舒適生活，一方面要擔心自己跟不上激烈的競爭，必須設法適應一個憎恨失敗、懲罰異議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