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崇禎帝的三個兒子，尚未得知行蹤與消息。
以及還有其他人選（桂王、惠王），甚至其他派系也都在爭執當中。
於是還想搞折衷方案，擁立東林黨人還是其他派系，都能夠接受的潞王監國乃至登基，因此得罪了未來的弘光帝（福王），這句是後話，不過也可見史可法的政治判斷力很糟糕。
後來鳳陽總督馬士英，提前見風轉舵，遵循四鎮將領的想法，加上有實權的南京守備太監支持，提早擁立福王。就這個時間差，史可法就讓南明朝廷戴上了「軍閥把持朝政」的大帽子，因為他當時就是權力最高者。
鳳陽總督馬士英，四鎮高杰、劉澤清、黃得功以及劉良佐，立刻就成為了「定策元勳」，加官晉爵。馬士英甚至都當上了新任的內閣首輔。（註：定策意思是尊立天子，書其事於簡策。）
然後史可法由於政治判斷能力差，一邊被馬士英為首的四鎮將領及左良玉軍閥，握有把柄箝制。因為他曾經提出「七不可立」，也就是不能讓福王登基的理由。
他另一邊，則是被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因為同派系而被掣肘。那些東林黨人，同時也還「依照傳統」跟馬士英為首的派系黨爭，爭個你死我活。
可以這麼說，南明朝廷無法跟大清帝國分庭抗禮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有兩個：一是軍閥持續把持著朝政，到隆慶帝時，鄭芝龍也同樣是類似情況；二是從萬曆朝貫穿到永曆朝的黨爭。而這一切，都可以歸咎在史可法的應對上，出現嚴重錯誤導致的。
結果就是，史可法在這次政治危機中，兩邊都不是人。明明危機同樣意味著轉機，只要他提早反應，或是做出正確的對策，也許今日歷史都要被改寫了。
事後，弘光建制，史可法也只能灰溜溜跑去淮陽當督師。（註：督師是督理軍務，權在總督、巡撫之上，明末開始常態化。）
成為督師（名義上是四鎮的上司）後，還要調停四鎮之一的高杰試圖劫掠揚州之事，妥協給予瓜洲作為高軍安頓之地。這沒了實權的督師當得真憋屈。
筆者認為，大家受《左忠毅公軼事》影響太深，都認為史可法是忠良，但處在明清鼎革之際，只有忠良沒有政治判斷能力，是沒有幫助的。
跟他比起來，馬士英的政治判斷能力都好太多，但馬士英也不是什麼好人物就是。
回到本次事件，對於勞動部該怎麼處理這令人心碎的案件，不是我能夠指點一二的。我能做到的，就是提醒執政黨，要找個具有真材實料，能夠處理好政治危機和公關危機的人，而不是連把部長職，都當作酬庸交換了。
我還記得崇禎帝在死前曾經說過：「文臣皆可殺之。」
東林黨人誤國，殷鑑不遠啊！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