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實」而且「主義」，在中國，也只有百來年的歷史。起初，梁啟超、陳獨秀輩用來對譯西文中的Realism，並不暗殖甚麼褒貶。到了三十年代，同一個Realism卻改譯作「現實主義」，「寫實」何以就不如「現實」高明，大約是前者只涉技巧，匠氣，消極摹寫生活，缺乏理想之光的照耀。而後者，則能概括，善提煉，塑典型，有理想，不但使人認識世界，且能鼓舞大眾改變世界也。其中或許有受當時蘇俄日丹諾夫一流的文藝理論的影響，但其時中國身處的歷史情境也強化了此一對「現實」的理解。從此就罷黜百家，獨尊「現實主義」：有時在前邊加綴「革命」二字，使之有別於歐美十九世紀以來的經典名家且顯示後來者已經居上。有時又與「革命浪漫主義」喜結良緣，以求左右逢源戰無不勝。
如此就可以明白一九九〇年代「新寫實」的倡導者，重拾舊概念再鑄新詞的良苦用心。所謂「零度寫作」，所謂「日常生活原生態」，無非都是要卸除「現實主義」神道設教（「意識形態教化」）的愚民功能。然則此時小說家極欲拮抗的還有另一個「主義」，在一九八〇年代先鋒派小說家來勢洶洶張揚的「現代主義」。（女作家範小青講得最直白：「寫不了新潮小說，又不願意走老路子，只好新寫實」）。評論家的說法比較學術，說是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衝突和融合中超越了兩者（「傳統與新潮、理性與感性、寫實與抽象、故事與神話等已經消融為一體。」）。
那麽「扛旗者」的反應如何？劉恆、劉震雲都說這是評論家的事，跟我無關，小說嘛該怎麼寫就怎麼寫。池莉說自己的小說真的事事有來歷，武鋼的工人們讀了《煩惱人生》，都說主人公印家厚就是他。方方不承認自己曾「倡導」新寫實，但覺得這個名堂用來概括自己的寫作不無道理。
評論家認為我是新寫實，這個提法我自己還是蠻喜歡的。它實際上是現實主義小說向前跨進了一步，也是我理解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只是新寫實這個提法更溫和一些。文學是人學。新寫實小說始終關注現世社會最普通的人。它秉持著人道精神，對生活中普通人充滿同情和憐惜。同時，它對現世社會也秉持著不合作不苟同的態度。既是近距離的，又是明顯疏離著的。它懷有慈悲，同時具有鋒芒。它的價值取向清晰明瞭，無奈感也異常沉重。
「新寫實」只是「批判現實主義」的「溫和」提法！這種理解顯然跟評論家的所有定義都大相徑庭。始終與弱者站在一起，對現世不合作不苟同，既貼近又疏離，懷有慈悲同時又具鋒芒，既無奈又沉重。—說好的「零度寫作」和「價值中立」呢？意味深長的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理解，使方方在「新寫實」隊伍中別具一格獨樹一幟。也預示了她後來坎坷的寫作道路和若干「遭遇」（譬如《軟埋》挨了革命大批判，又譬如《封城日記》的狂遭「網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