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課》是一本關於四位香港教授對香港的「告別」，包括陳健民教授、刑福增教授、陳祖為教授和張燦輝教授。陳健民教授的章節最為動人，在於他把個人生命意義的思索與自己一生志業作了緊密的勾連：年輕時對人生意義的苦苦追覓，最後體會到自己人生意義不在於抽象的答案，而在於每一個當下，對於自己責任的承擔，而這種責任的承擔是對於社會、國家，以致更廣大的人類苦難有所共感，「不」無動於衷。張燦輝教授在他的章節裡探尋人生意義，引用了海德格「存在被拋入世界」的觀點，亦提出了鄂蘭對於海德格觀點的補充，出生包含了「社會嵌入性質」，以張燦輝教授之言，即是：
沒有人能獨立生活，每個「此在」（Dasein），都是社會、文化、歷史意義網絡不可或缺的一員，而語言本身，亦是建基於人際關係之上。唯有在人類關係中，有情的人類世界始得以建立，因為只有創造、分享、參與，而非無聊、孤獨、單一，人與人之間才會自然形成關係，而這樣的自然形成，正是有情之基礎。
張燦輝教授雖然在書中一直強調自己無法告訴大家，人生意義為何，但他引用鄂蘭的意思是：跳脫了時空、歷史、人倫關係的脈絡去思考人生意義，最終將會一無所得。在整個浩瀚的宇宙，個人渺小到不值一提，但如果把個體放置在特定的時空、文化背景，個體每一行為都是對「我與世界」、「我與你」的關係的回應。
陳健民教授的〈最後一課〉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場演講，他的演講讓我想起民國儒家大師梁漱溟。梁漱溟父親為梁濟，面對清末民初面臨舊式價值崩潰、新式價值尚未確定之危機，走上絕路。梁濟自殺前出門，遇到兒子梁漱溟，問他，這個世界會好嗎，不久即跳湖自盡。梁漱溟後來從佛入儒，父親自殺，無疑是對他的「當頭棒喝」。少年梁漱溟曾有兩次自殺，因為人生意義問題所困擾，而他對人生意義深切的體證，最能成為他一生為儒學奔波的強大精神養分。直到文革，梁漱溟拒絕批孔，吐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而同時代的儒學名家馮友蘭，不僅勇於批孔，亦致力自我批判，為黨獻盡媚顏。
陳健民教授對於中國民主的堅持，發動香港雨傘運動，都與年輕時對於人生意義的思索有關。陳健民教授寫到：
我是不是基督徒呢？其實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
宗教問題對我很重要，入讀大學，我首先便是要處理這個問題。我不停苦思，每次坐地鐵去教會都會想得入神忘記下車，尤其是副修哲學，很多理性與信仰衝突的問題困擾著我。
陳健民教授對於「何謂基督徒」有著深刻的思考。他認為真正的基督徒，在於能跟從耶穌基督之路，與受苦者同在，甘願背負起人世間的十字架。他受到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與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影響。烏納穆諾在《生命的悲劇意識》（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中提出「宗教態度重於宗教形式」，相比在教堂裡心不在焉的教徒，跪在異教的偶像前誠心懺悔才是「祟拜上帝」，而前者不過是「祟拜偶像」。潘霍華最有名的著作莫過於《獄中書簡》，他提出：
